
“新史学”中的新观点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撰的《文史通义》,是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专著,主张“考索”、“义理”并重,强调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应当经世致用,为后世史学研究开辟了新角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梁启超、何炳松、李守常等人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人物。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撰的《文史通义》,是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专著,主张“考索”、“义理”并重,强调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应当经世致用,为后世史学研究开辟了新角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梁启超、何炳松、李守常等人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人物。
明朝大致沿袭元朝的史官制度,没有常设修史馆局,如有修史之事,则临时抽调人力,翰林院的进士就是修史人员的重要来源。缺乏修史组织,是明朝官方史学不振的原因之一。明末政治腐败,经济疲弊,内忧外患频仍,知识分子常怀忧国忧民的救国抱负。
南宋时郑樵撰《通志》,是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通史。此书与《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列为典制通史类,实则与二书专录典章制度不同;不过《通志》中的“二十略”是全书精华所在,可与二书媲美。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司马光主编,内容以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为重点,在史学上产生很大影响。此书是《史记》之后的一大巨著,因此后人常把司马迁和司马光并称为史学界“两司马”。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是正史的代表,但应注意《三国志》成书较《后汉书》早。《后汉书》的作者是南朝宋时的范晔(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浙川县东)人。
西汉时司马迁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贯通历代的通史;东汉时班固撰《汉书》,继而创立了断代为史的体例,二书并称“史汉”,奠定了“正史”纪传体的传统。自此每个朝代都有一部史书加以总结,时代愈晚,史书的数目便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