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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英及中法《天津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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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咸豐八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別與英、法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戰事暫停。條約要點如下﹕

(1)公使駐京:雙方互派公使,分詣兩國京師;

(2)自由傳教:外國人可在中國內地各處自由遊歷、通商、傳教;

(3)內河航行:外國軍艦、船隻有權駛入長江等內河及各通商口岸;

(4)增開商埠:除原來的五口通商外,增開牛莊(後於營口設埠)、登州(設於煙台)、台灣(今台南)、淡水(今新竹)、潮州(設於汕頭)、瓊州、鎮江、南京、九江、漢口,共十個口岸;

(5)領事裁判:明確規定外國人在中國犯罪,由該國領事自行懲辦;

(6)修改稅則:進出口貨除絲、茶、鴉片外,一般值百抽五,洋貨輸入內地和土貨輸出,只抽百分之二點五的子口稅;

(7)幫辦稅務:請外國人幫辦中國海關稅收事宜;

(8)鴉片合法:允許鴉片公開進口;

(9)賠償款項:賠償英國四百萬兩、法國二百萬兩。

條約對中國的貿易、司法、財政等造成多方損失。中、英、法約定,隔年於北京換約。

經歷首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教訓,清廷為何仍一敗再敗?

答案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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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清廷與英法兩國簽署《天津條約》。圖為簽訂條約的地方天津海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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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這次對華軍事行動上居主導地位。圖為中英《天津條約》簽署儀式,中坐者為英方代表額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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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天津條約》文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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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給予英方各項利益外,中英《天津條約》第五十一款規定: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中國傳統上視文化較低之外族為夷狄,清朝亦曾稱英人為「英夷」。出於安全考慮和天朝心態,除朝貢等獲准事項外,清朝即使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仍不輕易讓「夷人」入京,更莫說設立外交使館。英人視此為歧視和侮辱,故特別在中英《天津條約》列明公使駐京及不得再用「夷」字。視外人為「夷」的觀念,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外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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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天津條約》,廣東潮州汕頭是其中一個新開的沿海口岸。圖為十九世紀汕頭的外國人居住區俯瞰(約攝於1869至18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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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十個通商口岸中,包括了一向被視為偏遠的海南島瓊州(攝於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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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1842年的《南京條約》不同,《天津條約》開放的通商口岸已不限於沿海,漢口即為新開放的內陸重鎮。圖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漢口英國領事署及清末漢口襄河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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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揚州運河與長江的交匯處。《天津條約》將長江等內河航行權給予外國軍艦及其他船隻。內河航行加上開放內陸口岸,令外國勢力得以由沿海逐步深入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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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黃埔村(古港)的清朝海關。《天津條約》訂明中國須請外國人幫辦中國海關稅收、修改稅則等事宜,打擊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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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天津條約》的修改稅則列明,進出口貨除絲、茶、鴉片外,一般抽稅5%,洋貨輸入內地和土貨輸出,只抽2.5%的子口稅。子口是相對於母口而言,簡單來說,母口是口岸海關,子口是內地關卡。按照條約,英商運入中國的貨物,除在海關繳納一次5%的關稅外,在內地只需於所經第一關卡繳納2.5%子口稅,即可暢行全中國,不另繳稅。5%和2.5%都是很低的稅率,而且被條約固定下來,令中國無法利用增加關稅的方式來保護自身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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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條約》訂明鴉片貿易合法。圖為英法聯軍之役期間中國工人從船上卸下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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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批准中英《天津條約》的諭文(中譯)。中、英、法訂立了《天津條約》,並約定次年於北京換約。然而,1859年的換約,卻令戰事再起。

經歷首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教訓,清廷為何仍一敗再敗?

兩次鴉片戰爭都發生在中國本土,清兵人數都超過外敵,但結果中國均遭慘敗。蓋戰爭勝負因素決定於國家體制、戰略決策、戰術運用、兵力多寡、武器優劣乃至軍心民心諸多方面。英、法在軍事科技、戰爭決心及部署等已佔優勢。反觀清廷,體制落後,昧於外事,又畏敵如虎,且防民甚於防外寇。首次鴉片戰爭時害怕漢族民眾造反,不敢依靠平英團等力量;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更因太平天國勢大,只望早早收兵求和,甚至欲聯合外敵以共同鎮壓民變。

本專題主要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圖1、2)、FOTOE(圖4-9)、其他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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