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英及中法《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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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与英、法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战事暂停。条约要点如下﹕

(1)公使驻京:双方互派公使,分诣两国京师;

(2)自由行动: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各处自由游历、通商、传教;

(3)内河航行:外国军舰、船只有权驶入长江等内河及各通商口岸;

(4)增开商埠:除原来的五口通商外,增开牛庄(后于营口设埠)、登州(设于烟台)、台湾(今台南)、淡水(今新竹)、潮州(设于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共十个口岸;

(5)领事裁判:明确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由该国领事自行惩办;

(6)修改税则:进出口货除丝、茶、鸦片外,一般值百抽五,洋货输入内地和土货输出,只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

(7)商定关税:中外须继续协商关税事宜;

(8)赔偿款项:赔偿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

条约对中国的贸易、司法、财政等造成多方损失。中、英、法约定,隔年于北京换约。

经历首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清廷为何仍一败再败?

答案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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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清廷与英法两国签署《天津条约》。图为签订条约的地方天津海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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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这次对华军事行动上居主导地位。图为中英《天津条约》签署仪式,中坐者为英方代表额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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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天津条约》文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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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给予英方各项利益外,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中国传统上视文化较低之外族为夷狄,清朝亦曾称英人为“英夷”。出于安全考虑和天朝心态,除朝贡等获准事项外,清朝即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仍不轻易让“夷人”入京,更莫说设立外交使馆。英人视此为歧视和侮辱,故特别在中英《天津条约》列明公使驻京及不得再用“夷”字。视外人为“夷”的观念,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外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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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津条约》,广东潮州汕头是其中一个新开的沿海口岸。图为十九世纪汕头的外国人居住区俯瞰(约摄于1869至18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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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十个通商口岸中,包括了一向被视为偏远的海南岛琼州(摄于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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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不同,《天津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已不限于沿海,汉口即为新开放的内陆重镇。图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汉口英国领事署及清末汉口襄河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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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扬州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天津条约》将长江等内河航行权给予外国军舰及其他船只。内河航行加上开放内陆口岸,令外国势力得以由沿海逐步深入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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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黄埔的清朝海关。《天津条约》的关税条款,打击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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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天津条约》的修改税则列明,进出口货除丝、茶、鸦片外,一般抽税5%,洋货输入内地和土货输出,只抽2.5%的子口税。子口是相对于母口而言,简单来说,母口是口岸海关,子口是内地关卡。按照条约,英商运入中国的货物,除在海关缴纳一次5%的关税外,在内地只需于所经第一关卡缴纳2.5%子口税,即可畅行全中国,不另缴税。5%和2.5%都是很低的税率,而且被条约固定下来,令中国无法利用增加关税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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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津条约》,中外须于上海重新商定关税。1858年11月,中外达成协定,当中包括鸦片进口关税。此后鸦片得以“洋药”名义进口,鸦片贸易正式合法。图为英法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工人从船上卸下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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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中英《天津条约》的谕文(中译)。中、英、法订立了《天津条约》,并约定次年于北京换约。然而,1859年的换约,却令战事再起。

经历首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清廷为何仍一败再败?

两次鸦片战争都发生在中国本土,清兵人数都超过外敌,但结果中国均遭惨败。盖战争胜负因素决定于国家体制、战略决策、战术运用、兵力多寡、武器优劣乃至军心民心诸多方面。英、法在军事科技、战争决心及部署等已占优势。反观清廷,体制落后,昧于外事,又畏敌如虎,且防民甚于防外寇。首次鸦片战争时害怕汉族民众造反,不敢依靠平英团等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更因太平天国势大,只望早早收兵求和,甚至欲联合外敌以共同镇压民变。

本专题主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1、2)、FOTOE(图4-9)、其他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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