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賢任能——幹部選拔任命制度

在中國,誰可以算是幹部?幹部與公務員有甚麼不同?具體分為哪些等級?以及怎樣才能成為領導幹部呢?

2019年2月,隨着各地人大會議召開,陝西、黑龍江、廣東等多地的省級要員出現了人事調整。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調任黑龍江任職,此前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的周波任遼寧省委副書記……而工程師出身的大唐集團副總經理吳秀章也於2月14日調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公開資料顯示,1966年出生的吳秀章在「空降」寧夏任副省級幹部之前一直在燕山石化、神華集團、大唐集團等企業任職,有着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

由企入仕?這在中國是否常見?或者更確切地說,中國的領導幹部都是怎樣挑選出來的?他們是根據甚麼原則和標準來選拔和任命的?一般都要經過哪些程序呢?

 

誰是幹部?

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無疑,為政之要在於用人,正確選拔和使用幹部是治國理政和國家建設成敗的一個關鍵。特別是在當今世界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而用人風險可能導致執政風險時,良好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至關重要。

管好幹部,首先要釐清究竟誰是幹部。

幹部,Cadre,作為一個外來語,在英、法、俄、日等不同語言中有着近似但又不盡相同的含義。目前一般認為,中文的幹部一詞是在革命戰爭時期從俄語音譯而來。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黨章中,首次使用了「幹部」一詞。此後,人們一般將在黨和國家機關、軍隊、人民團體、科學、文化等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中擔任一定公職的人員稱為幹部。

列入幹部編制、享受幹部待遇,從事各種公共管理工作的公職人員主要包括以下六類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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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國企高管與地方要員、政府機構之間的人事變動也就容易理解了。實際上,這樣的人員交流十分常見。如現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就曾擔任建設銀行副行長一職,而工信部部長苗圩也曾擔任過東風汽車公司的總經理。

這裡容易混淆的一個問題是,幹部是不是就是公務員呢?公務員是指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依法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執行國家公務的工作人員。也就是說,雖然公務員在幹部隊伍中佔據着顯著比重和地位,但是在中國,幹部既包括但並不僅限於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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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襲與發展

中國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形成於革命戰爭年代。當時囿於條件,多採用委任制。新中國成立後,幹部任免的手續和程序得以完善,逐漸形成了分級分部管理、錄用、考核、獎懲、退休等一系列制度。同時尤為重要的一點是確立了黨管幹部的原則——中國幹部管理的主要制度和原則。它有中共中央統一制定和執行幹部工作政策;各級黨委按照幹部管理權限和範圍直接管理一定層次的領導幹部,並向國家機關推薦重要幹部;黨委負責監督和控制幹部工作的執行情況等多層含義。

這並不意味着黨事無巨細、包攬一切,而是主要通過「管方向、管政策、管制度、管人頭」來貫徹其意志和要求。

改革開放後,幹部選用制度經歷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和創新:

面對文革結束後幹部隊伍老化、青黃不接的問題,先是廢除了幹部終身制,確立了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四化」標準,同時決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級後備幹部制度,實現了領導幹部的正常交接與新老更替。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彼時也名列這支被稱為「第三梯隊」的後備隊伍之中。該制度至今仍是選拔任用主要領導幹部的一項重要制度。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蔡文軒認為,這種制度保持了中共幹部體系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從而避免了不穩定情形的出現。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民主推薦、公開選拔(考試與考察相結合)逐漸成為重要路徑,而且公選的職位從村官到廳局級,不斷提高。此後,人才培養和選調機制更趨靈活、機動,空降、掛職、公派交流等花樣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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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北京市公安局148名各警種女幹部公開競爭25個正科到正處職的職位(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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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制度改革的主要成果,1993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頒佈,標誌着我國公務員制度的誕生。

進入新世紀,隨着國家經濟發展,對官員的考核標準更多地加大了環境、消除貧困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比重。中共十八大(2012年)後,選拔機制的新變化則主要體現在「四不唯」——不唯票、不唯分、不唯年齡、不唯GDP上面。同時對幹部選任的制度監督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目前,幹部選拔任用的方式更加民主公開,呈現出委任制、選任制、考任制、聘任制、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格局。而選拔任用的程序也日益規範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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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的產生

在中國,成為黨政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別的領導幹部絕非易事。據統計從普通公務員隊伍脱穎而出進入省部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候選序列的機率只有萬分之一,平均所需時間至少要20多年。

選拔任用主要有兩種情況:領導換屆與個別調整。其中最為常見的領導換屆選拔任用的程序分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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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中國領導幹部選拔任用的特點在於:既「選」又「舉」,有民意測驗與投票,也有組織推薦與考察,力求選出有賢能的幹部;要求德才兼備,特別是在「德」的方面對幹部有嚴格要求;同時注重實績,力求選出有能力和實幹精神、得到公認的領導幹部。

無論是民主推薦還是會議決定、任前公示等各個環節都體現了中國幹部選拔任用中的協商民主,並且與差額選舉、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等競爭民主形式相互補充、相得益彰。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原主任徐鴻武表示:「與西方自由競爭的選舉方式不同,中共選拔和任用領導幹部實行協商民主與票決民主相結合。」

德才兼備一直以來都是幹部選拔標準的基本原則,而「德」和「才」往往綜合體現在他的工作實績上。通過工作實績來衡量德、才成為一貫做法。

這意味着,高級幹部的晉升必然經過大量的基層鍛鍊,經過不同崗位的工作實踐,以及一輪輪初步考察、徵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程序,才能擔任關鍵職務。

同時,包括調任、轉任和掛職鍛鍊三種類型在內的幹部交流機制則發揮了幹部培養系統的作用,成為領導幹部職業發展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政治學者張維為指出,中國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歷練。而在中國,治理一個省或直轄市便相當於歐洲的一個甚至多個國家,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之高可想而知。

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例,他歷任福建省省長、浙江省委書記,其後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也就是說,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人口超過1.2億,經濟規模超過了印度。其後他又有五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面的政治、軍事等領域的領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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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經驗和歷練是西方民主選舉模式下勝出的領導人所欠缺的。同時,中國的官員無需刻意討好選民,不易被一時的民意所脅迫,有助於形成致力於民族長遠和整體利益的領導團隊。

 

中國過去40年來的迅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強大的執行能力,而它又與中國選賢任能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密不可分。它一方面使得官員願意不斷地提高自身的能力、積累資歷,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政治家為了爭取選票而短視投機的問題,從而有助於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並促進長期發展目標的實現。

 

 

參考資料:

《通往中南海之路》李成 明鏡出版社 2012年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制度改革與完善研究》 蘭喜楊 中共中央黨校 2004年

《圖解中國政治》 楊鳳春 中華書局 2016年

《黨的十八大以來幹部選拔任用制度化的新趨勢》 曾慶捷 探索與爭鳴 2017年第11期

《中國共產黨幹部選拔任用制度的歷史考察與未來路徑》 羅中樞 高中偉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黨建研討會 2011年6月

《中共怎樣選拔黨政領導幹部》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6/5/10

《新時期幹部選拔任用相關規定的歷史演進》 劉維芳 當代中國史研究 2017年第1期

《中國選賢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張維為 觀察者網 2017/10/25

《多地省級要員人事調整 這些省會城市黨政一把手變動》中國新聞網 2019/3/1

《黨管幹部為什麼、管什麼、怎麼管?》 樓陽生 求是 2014/3/1

上載日期:
2019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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