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谁可以算是干部？干部与公务员有什么不同？具体分为哪些等级？以及怎样才能成为领导干部呢？
2019年2月，随着各地人大会议召开，陕西、黑龙江、广东等多地的省级要员出现了人事调整。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调任黑龙江任职，此前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周波任辽宁省委副书记……而工程师出身的大唐集团副总经理吴秀章也于2月14日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1966年出生的吴秀章在“空降”宁夏任副省级干部之前一直在燕山石化、神华集团、大唐集团等企业任职，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由企入仕？这在中国是否常见？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的领导干部都是怎样挑选出来的？他们是根据什么原则和标准来选拔和任命的？一般都要经过哪些程序呢？
谁是干部？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无疑，为政之要在于用人，正确选拔和使用干部是治国理政和国家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用人风险可能导致执政风险时，良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至关重要。
管好干部，首先要厘清究竟谁是干部。
干部，Cadre，作为一个外来语，在英、法、俄、日等不同语言中有着近似但又不尽相同的含义。目前一般认为，中文的干部一词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从俄语音译而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首次使用了“干部”一词。此后，人们一般将在党和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科学、文化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一定公职的人员称为干部。
列入干部编制、享受干部待遇，从事各种公共管理工作的公职人员主要包括以下六类人员：
这样，国企高管与地方要员、政府机构之间的人事变动也就容易理解了。实际上，这样的人员交流十分常见。如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就曾担任建设银行副行长一职，而工信部部长苗圩也曾担任过东风汽车公司的总经理。
这里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是，干部是不是就是公务员呢？公务员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虽然公务员在干部队伍中占据着显著比重和地位，但是在中国，干部既包括但并不仅限于公务员。
沿袭与发展
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当时囿于条件，多采用委任制。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任免的手续和程序得以完善，逐渐形成了分级分部管理、录用、考核、奖惩、退休等一系列制度。同时尤为重要的一点是确立了党管干部的原则——中国干部管理的主要制度和原则。它有中共中央统一制定和执行干部工作政策；各级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范围直接管理一定层次的领导干部，并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委负责监督和控制干部工作的执行情况等多层含义。
这并不意味着党事无巨细、包揽一切，而是主要通过“管方向、管政策、管制度、管人头”来贯彻其意志和要求。
改革开放后，干部选用制度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
面对文革结束后干部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的问题，先是废除了干部终身制，确立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同时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实现了领导干部的正常交接与新老更替。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彼时也名列这支被称为“第三梯队”的后备队伍之中。该制度至今仍是选拔任用主要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制度。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文轩认为，这种制度保持了中共干部体系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从而避免了不稳定情形的出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民主推荐、公开选拔（考试与考察相结合）逐渐成为重要路径，而且公选的职位从村官到厅局级，不断提高。此后，人才培养和选调机制更趋灵活、机动，空降、挂职、公派交流等花样繁多。
作为制度改革的主要成果，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诞生。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对官员的考核标准更多地加大了环境、消除贫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比重。中共十八大（2012年）后，选拔机制的新变化则主要体现在“四不唯”——不唯票、不唯分、不唯年龄、不唯GDP上面。同时对干部选任的制度监督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目前，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更加民主公开，呈现出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聘任制、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格局。而选拔任用的程序也日益规范化和制度化。
干部的产生
在中国，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别的领导干部绝非易事。据统计从普通公务员队伍脱颖而出进入省部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候选序列的机率只有万分之一，平均所需时间至少要20多年。
选拔任用主要有两种情况：领导换届与个别调整。其中最为常见的领导换届选拔任用的程序分五步：
可以看到，中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特点在于：既“选”又“举”，有民意测验与投票，也有组织推荐与考察，力求选出有贤能的干部；要求德才兼备，特别是在“德”的方面对干部有严格要求；同时注重实绩，力求选出有能力和实干精神、得到公认的领导干部。
无论是民主推荐还是会议决定、任前公示等各个环节都体现了中国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协商民主，并且与差额选举、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民主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原主任徐鸿武表示：“与西方自由竞争的选举方式不同，中共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实行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相结合。”
德才兼备一直以来都是干部选拔标准的基本原则，而“德”和“才”往往综合体现在他的工作实绩上。通过工作实绩来衡量德、才成为一贯做法。
这意味着，高级干部的晋升必然经过大量的基层锻炼，经过不同岗位的工作实践，以及一轮轮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才能担任关键职务。
同时，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三种类型在内的干部交流机制则发挥了干部培养系统的作用，成为领导干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政治学者张维为指出，中国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而在中国，治理一个省或直辖市便相当于欧洲的一个甚至多个国家，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之高可想而知。
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例，他历任福建省省长、浙江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也就是说，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人口超过1.2亿，经济规模超过了印度。其后他又有五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领导工作。
这样的经验和历练是西方民主选举模式下胜出的领导人所欠缺的。同时，中国的官员无需刻意讨好选民，不易被一时的民意所胁迫，有助于形成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领导团队。
中国过去40年来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强大的执行能力，而它又与中国选贤任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密不可分。它一方面使得官员愿意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能力、积累资历，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政治家为了争取选票而短视投机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并促进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资料：
《通往中南海之路》李成 明镜出版社 2012年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 兰喜杨 中共中央党校 2004年
《图解中国政治》 杨凤春 中华书局 2016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化的新趋势》 曾庆捷 探索与争鸣 2017年第11期
《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历史考察与未来路径》 罗中枢 高中伟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 2011年6月
《中共怎样选拔党政领导干部》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5/10
《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相关规定的历史演进》 刘维芳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年第1期
《中国选贤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张维为 观察者网 2017/10/25
《多地省级要员人事调整 这些省会城市党政一把手变动》中国新闻网 2019/3/1
《党管干部为什么、管什么、怎么管？》 楼阳生 求是 201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