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是指謹慎地對待父母的死亡；「追遠」是追念遠代的祖先。人們通常以祭祀來表達慎終追遠，發展至每年清明、重陽的春秋二祭，都是拜祭先祖的傳統節日。《說文解字》指「春祭曰祠」，可見祠堂是與傳統祭祀觀念聯繫一起的建築物。祠堂又稱祠廟、祠室、家廟、宗祠、宗廟，是宗族成員祭祀祖先的場所，也是宗族處理族內事務的地方。

祭祀源流演變

祖宗祭祀制度在遠古時代已有，當時人們相信人死後靈魂不滅，會在另一世界生活，因此在生的人會對死去的先人祈禱祭奠，以求先人保祐。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制社會，周天子之下是諸侯、大夫、士。據《禮記‧王制》記載：周代社會按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祭祀制度，例如天子設七個廟堂，分別祭祀七世祖先，諸侯設五廟，大夫設三廟，士設一廟，平民百姓不能設廟，只可在寢室裏祭祖。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以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取消了諸侯、大夫、士的分封。皇家設有太廟，宗廟和家廟也就不做區分。漢惠帝時，因他為漢高祖在陵墓區設立廟堂，以舉行祭奠，結果引起官民爭相仿效，在墓地建造祠堂。後來，因建造祠堂違反了百姓在寢室祭祖的規定而被非議。到了晉朝，朝廷正式下令禁止建造祠堂。

隋唐時期，家廟制度再次流行。唐代規定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建家廟，六品以下的官員以至庶人，只能維持寢室祭祖之慣例。唐代有私廟的叫法，即太廟以外的廟都是私廟，之後統一稱為「家廟」。唐代很多官員雖身處外地當官，但家廟卻大多建在京城長安，甚至建在皇城附近，曾使唐武宗大為不滿，並於會昌年間三次下令禁止官員在長安城建造家廟。經過五代十國時期的戰亂，唐代的家廟制度受到嚴重破壞，雖然宋朝多次嘗試恢復家廟制度，但社會反應冷淡，南宋時僅有秦檜、賈似道等十多人建立家廟。

宋代時，隨着理學興起和發展，理學家對傳統祭祀制度提出新的見解，認為祭祖活動應該發揮更廣泛的社會教化功能，指出官府不准官民祭祀五世祖先是有違孝道倫常。司馬光作《書儀》，朱熹作《朱子家禮》，將用於士大夫及王侯將相的禮儀，與實際生活相結合，推廣到一般平民百姓。理學家程頤堅持私祭五世祖，而朱熹也認同此舉並無僭越違禮。在理學的推波助瀾下，民間祭祀五世祖的習俗逐漸形成。

宋代的民間私祭不像官紳的規模宏大，平民百姓大多在正廳設置祖先牌位，而士大夫與富家則專設房間懸掛祖先圖像，名為「影堂」。影堂是民間私祭中出現的一種獨立祭祀場所，是廟祭與寢祭之間的過渡形態，又稱「家祠堂」，為明清時代祠堂的前身。南宋末年，朱熹反對稱「家廟」，認為稱「祠堂」作為一般民眾的祭祖場所較為合適，主張民間可以在正寢之東建立祭祖的祠堂，以滿足人們尊祖敬宗之心。《朱子家禮‧祭禮》記載：「主人盛服立於祠堂中門外，西向。」朱熹的主張對後來祠堂的湧現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明初，朝廷對於民間私祭是否合法沒有明確立場。直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才下詔批准民間建祠，在同一地方，或家族，或村落等，同姓家庭共同建立祠堂，從這時起祠堂遍及社會每一角落，宗法規制得到進一步加強。

祭祀方式

祠堂的祭祀活動，可以分為常祭、専祭、特祭、大祭等多種類型。常祭是一般的常規祭祀，每月初一、十五舉行，規模不大，每個家庭只要求家長參與。專祭是對特定祖先的祭祀。特祭是指族人因婚娶、添丁、考取功名、升官晉爵等喜事而入祠祭祀。大祭是宗族的合族大祭，也是祠祭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動，族人都必須參加，無故缺席者要受到懲處，如《宜興蓧里任氏宗譜》規定，祭祖遲到者罰銀一錢，無故不到者罰銀三錢，管事人員不到者罰銀五錢，這體現了族人祭祖的義務。大祭每年要定期舉行數次，時間大多在歲首、春分、清明、中元、中秋、秋分、立冬、冬至、除夕等歲時節日，其中春秋兩祭最為隆重。

祭祀是有程序的，祭品的備辦、祭器的洗濯，以至所有上供的用品，都必須由子弟、媳婦操辦，不能假手於傭人，這是為了表達子孫祭祖的虔敬態度。祭祀過程中，將所有供品上供後，會安排禱告司禮唱禮，然後眾人行禮。祀祭完成後，族人將祭品撤下，須分給全族享用。古人認為把祖先享用過的食物，給予子孫分享，能讓子孫承受祖先的福蔭，並且獲得祖先的庇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