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是指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远”是追念远代的祖先。人们通常以祭祀来表达慎终追远，发展至每年清明、重阳的春秋二祭，都是拜祭先祖的传统节日。《说文解字》指“春祭曰祠”，可见祠堂是与传统祭祀观念联系一起的建筑物。祠堂又称祠庙、祠室、家庙、宗祠、宗庙，是宗族成员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宗族处理族内事务的地方。

祭祀源流演变

祖宗祭祀制度在远古时代已有，当时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会在另一世界生活，因此在生的人会对死去的先人祈祷祭奠，以求先人保祐。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制社会，周天子之下是诸侯、大夫、士。据《礼记‧王制》记载：周代社会按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祭祀制度，例如天子设七个庙堂，分别祭祀七世祖先，诸侯设五庙，大夫设三庙，士设一庙，平民百姓不能设庙，只可在寝室里祭祖。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取消了诸侯、大夫、士的分封。皇家设有太庙，宗庙和家庙也就不做区分。汉惠帝时，因他为汉高祖在陵墓区设立庙堂，以举行祭奠，结果引起官民争相仿效，在墓地建造祠堂。后来，因建造祠堂违反了百姓在寝室祭祖的规定而被非议。到了晋朝，朝廷正式下令禁止建造祠堂。

隋唐时期，家庙制度再次流行。唐代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建家庙，六品以下的官员以至庶人，只能维持寝室祭祖之惯例。唐代有私庙的叫法，即太庙以外的庙都是私庙，之后统一称为“家庙”。唐代很多官员虽身处外地当官，但家庙却大多建在京城长安，甚至建在皇城附近，曾使唐武宗大为不满，并于会昌年间三次下令禁止官员在长安城建造家庙。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唐代的家庙制度受到严重破坏，虽然宋朝多次尝试恢复家庙制度，但社会反应冷淡，南宋时仅有秦桧、贾似道等十多人建立家庙。

宋代时，随着理学兴起和发展，理学家对传统祭祀制度提出新的见解，认为祭祖活动应该发挥更广泛的社会教化功能，指出官府不准官民祭祀五世祖先是有违孝道伦常。司马光作《书仪》，朱熹作《朱子家礼》，将用于士大夫及王侯将相的礼仪，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推广到一般平民百姓。理学家程颐坚持私祭五世祖，而朱熹也认同此举并无僭越违礼。在理学的推波助澜下，民间祭祀五世祖的习俗逐渐形成。

宋代的民间私祭不像官绅的规模宏大，平民百姓大多在正厅设置祖先牌位，而士大夫与富家则专设房间悬挂祖先图像，名为“影堂”。影堂是民间私祭中出现的一种独立祭祀场所，是庙祭与寝祭之间的过渡形态，又称“家祠堂”，为明清时代祠堂的前身。南宋末年，朱熹反对称“家庙”，认为称“祠堂”作为一般民众的祭祖场所较为合适，主张民间可以在正寝之东建立祭祖的祠堂，以满足人们尊祖敬宗之心。《朱子家礼‧祭礼》记载：“主人盛服立于祠堂中门外，西向。”朱熹的主张对后来祠堂的涌现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明初，朝廷对于民间私祭是否合法没有明确立场。直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才下诏批准民间建祠，在同一地方，或家族，或村落等，同姓家庭共同建立祠堂，从这时起祠堂遍及社会每一角落，宗法规制得到进一步加强。

祭祀方式

祠堂的祭祀活动，可以分为常祭、専祭、特祭、大祭等多种类型。常祭是一般的常规祭祀，每月初一、十五举行，规模不大，每个家庭只要求家长参与。专祭是对特定祖先的祭祀。特祭是指族人因婚娶、添丁、考取功名、升官晋爵等喜事而入祠祭祀。大祭是宗族的合族大祭，也是祠祭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族人都必须参加，无故缺席者要受到惩处，如《宜兴𦰏里任氏宗谱》规定，祭祖迟到者罚银一钱，无故不到者罚银三钱，管事人员不到者罚银五钱，这体现了族人祭祖的义务。大祭每年要定期举行数次，时间大多在岁首、春分、清明、中元、中秋、秋分、立冬、冬至、除夕等岁时节日，其中春秋两祭最为隆重。

祭祀是有程序的，祭品的备办、祭器的洗濯，以至所有上供的用品，都必须由子弟、媳妇操办，不能假手于佣人，这是为了表达子孙祭祖的虔敬态度。祭祀过程中，将所有供品上供后，会安排祷告司礼唱礼，然后众人行礼。祀祭完成后，族人将祭品撤下，须分给全族享用。古人认为把祖先享用过的食物，给予子孙分享，能让子孙承受祖先的福荫，并且获得祖先的庇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