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日和行祀，是古人出行大事。从《山海经》可知，上古人有祠祀道中鬼神精怪的观念。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进一步印证先秦社会对出行的重视。《日书甲乙编》认为如果不遵照出行宜忌，出门轻则遇寇盗，遇雨，重则丧命。《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祭门及道路（“祭门行”）的礼仪。祠祀行神更是必不可少。

行神（道神）的身份，一般认为来自两个传说，第一是共工之子修。《风俗通义‧祀典》引《礼传》：“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第二是黄帝的妻子累祖（即“嫘祖”，又称“雷祖”）。《宋书》卷十二〈律历中〉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者，道神。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

读六朝志怪小说，可以看到民间择日与行祀的细节及演绎。首先，出行前常卜吉。志怪小说多有卜卦灵验的故事，一方面或许是以卜为业人所编造，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时社会不论哪个阶层，都有遇疑难求卜的风气和相信命中注定的心理。《搜神后记》载丹阳县人沈宗以卜为业，有两人着皮袴，来问：“西去觅食好？东去觅食好？”宗为作卦，卦成告之。这两人其实是老虎变的，故事模拟的自然是民间行前卜吉之俗。又如“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卒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愁不乐。将行，就卜者占其吉凶。”（见《搜神后记》）六朝政局多变，当官者自感前途多舛，不得不时时求助卜筮。《晋书》王导本传载：初，导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其后子孙繁衍，竟如璞言。志怪小说提到的术士如管辂、戴洋、郭璞等，都有卜筮之能，读书人落拓时也有以卜筮为业。

其次，行前怪梦，往往被视为某种征兆，如果不从而行，会有大祸：“符坚将欲南师也，梦葵生城内。明以问妇，妇曰：‘若征军远行，难为将也。’坚又梦地东南倾，复以问，云：‘江左不可平也。君无南行，必败之象也。’坚不从，卒以败。”（《异苑》）此处的“妇”是否一位善于解梦的女巫呢？《述异记》记载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宋武帝刘裕北讨鲜卑，军中将佐专门拜谒岱岳庙女巫秦氏，问克捷之期。说明社会心态的确相信行前怪梦带有某种预兆性质。

第三，祖道风俗历经了汉魏，延续到晋，祭祀行道之神的本意逐渐演变为对人的惜别。晋文人留下不少“祖道”的诗作，到了南北朝，祖道诗已为践别诗所取代。

那么，民间是不是出门就不祭拜神灵呢？当然不是。《幽明录》载一则故事：“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哅哅有人声，往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这则故事大意是指衡阳境内有一大木筏横跨水面，百姓都以为它能作怪，为它立庙祭祀，过路人要向它祈祷，否则这木筏便会对船只造成伤害。葛祚是三国东吴时期的衡阳太守，即将离职，想在离职前以刀斧为人民除去此怪。计划动手的前一晚，听见江里人声喧闹，葛祚往视察，见那木筏顺流水漂走好几里，停在一河湾里。此后，路过的船只都不再受到这木筏影响。衡阳的百姓就为葛祚立碑。

故事显示江东民众认为万物有灵，行旅祷祀的对象甚至可以是一块木头。葛祚作为地方官，移风易俗相当不容易，只能待快离任时才一试。尽管成功废了“淫祠”，但百姓深信的仍是“祈禳”之力。

许多故事提到过路行人祭拜地方俗神，说明在行旅便利处、险要处立祠定然有利可图，而巫觋对这些祠庙的信仰经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庙巫本身就是讲故事的人。例如丹阳县湖侧梅姑庙的神验，就是靠历代庙巫讲故事维系：“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庙，姑生时有道术，能着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壻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流波漂至今庙处铃下。巫人当令殡殓不须坟瘗，即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时见水雾中，暧然有着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輙有迷径没溺之患。巫云：‘姑既伤死，所以恶见残杀也。’”（《异苑》）

梅姑原本与行神毫无关系，如何能令庙周围渔猎者迷径没溺？显然是因该处地理险要，给了巫人讲故事的空间，又恰巧飘来梅姑（可能是一位无人知晓的女子）尸体，遂因势利导，奉为行神。刘敬叔撰写《异苑》时，可能此庙周围仍禁渔猎。至于梅姑是秦时或更早的人，大概是此庙历史悠久、代代相传、增加神秘的附会之说。

在保佑出行平安的法术中，佛道也各有自己创造，如《冥祥记》有多则故事提到行旅遇到危险，默念观世音即转危为安，道家则是“心呼北斗”，或用咒术。早期佛道兴起，都想方设法以新的神通应验故事来取代原来巫觋立庙的敍事，许多宣教志怪因此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