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學習倫理道德教育知識，離不開父母的身教及書本知識傳授。當時對兒童所作的啟蒙教育，稱為「蒙學」。啟蒙教育的目的，除了教兒童認字外，還讓他們掌握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識，並教導傳統倫理道德的意識。蒙學的教材，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周。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記載，周宣王時的太史籀以大篆編成《史籀篇》，也稱為「史篇」、「史籀」，是周代教學童識字的課本，這書已佚。不過，古代最有名、流傳最廣泛的三本蒙學教材，卻是《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合稱為「三百千」。

《三字經》傳為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著，但經近代學者考證認為，這書的真正作者是宋末元初廣東順德人區適子。這書在199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童道德叢書》，可證其內容古今皆宜。書中提到的「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強調了「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

《百家姓》成書早於《三字經》，是北宋初年錢塘（現今杭州）一個書生所編撰的蒙學讀物。最初書中收集411個姓，後來增補至504個姓。書中首句為「趙錢孫李」，把當時宋朝的國姓「趙」奉為第一，突顯了社會的尊卑觀念。

《千字文》原名為《次韻王羲之書千字》，是南朝梁周興嗣所作的一首長韻文，由一千個不重複的漢字組成的文章。據說是梁武帝取了王羲之寫的一千個字體書寫而成。這書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並兼歷史、自然、社會常識。《千字文》指出的「資父事君，曰嚴與敬，孝當竭力，忠則盡命」，也是傳統倫理觀念的典型表述。

蒙學讀本在教育內容的安排上，因應兒童的學習需求，由淺入深，由近及遠；在教育方法上，則因人而異，因勢利導。傳統蒙學的道德教育雖然強調倫理綱常，但不究其義理，只是從淺近處着手，主張從生活細微處培養兒童的道德習慣。南宋理學家朱熹在《童蒙須知》開篇就提到：「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當所知。」認為只有在小學階段對生活細節操守堅定，涵養純熟，長大以後才能窮究事理，通達世情。

蒙學教材要讓兒童較易接受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必須把儒學經典中的精義微言，化作具體的行為指引，使其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如《童子禮》列舉了盥櫛、着衣、言語、飲食、跪、立、坐、行等二十多項規範，幾乎涵蓋了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以「言語」為例，主張「所言之事，須真實有據，不得虛誑，亦不得亢傲訾人，及輕議人物長短」等，到今天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除了正規的童蒙讀本之外，平民百姓或目不識丁的人，就要通過通俗文學、說唱和戲曲等來學習倫理道德。唐、宋開始，民間說唱和戲曲表演有很大發展。明代大學士丘浚曾指出，當時「雖是街市子弟、田里農夫，人人都曉得唱念（戲文）。」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日知錄》指「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可見小說戲曲流播廣泛。當時的通俗文學家都着意闡釋和宣揚傳統的倫理道德。元末劇作家高明在其《琵琶記》第一齣提到，戲曲要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而明代修髯子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引言中也指出，作者有意讓讀者學習「忠孝節義」，摒除「奸貪諛佞」，以達到「裨益風教」的目的。

說唱、戲曲等表演藝術，以及通俗文學的出現，令商品市場形成一種平等互利的交際共識。而這種平等互利、追求物欲的生活態度，就是不少學者所說的「市民意識」。明代思想家李贄曾在《焚書》中指出，「好貨」、「好色」才是真實的人情世態。他強調「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理矣。」然而，通俗文學所反映的「市民意識」，正好與壓抑個人欲望的傳統道德觀念相抵觸，因而招致不少傳統文人抨擊，同時，官府也對通俗文學實行管制措施，把雜劇戲文的題材局限在「神仙佛道」、「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之類 ，並以「小說淫詞」為名目，禁毀妨礙社會管治的通俗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