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学习伦理道德教育知识，离不开父母的身教及书本知识传授。当时对儿童所作的启蒙教育，称为“蒙学”。启蒙教育的目的，除了教儿童认字外，还让他们掌握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并教导传统伦理道德的意识。蒙学的教材，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周。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周宣王时的太史籀以大篆编成《史籀篇》，也称为“史篇”、“史籀”，是周代教学童识字的课本，这书已佚。不过，古代最有名、流传最广泛的三本蒙学教材，却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合称为“三百千”。

《三字经》传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著，但经近代学者考证认为，这书的真正作者是宋末元初广东顺德人区适子。这书在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可证其内容古今皆宜。书中提到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强调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

《百家姓》成书早于《三字经》，是北宋初年钱塘（现今杭州）一个书生所编撰的蒙学读物。最初书中收集411个姓，后来增补至504个姓。书中首句为“赵钱孙李”，把当时宋朝的国姓“赵”奉为第一，突显了社会的尊卑观念。

《千字文》原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是南朝梁周兴嗣所作的一首长韵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的文章。据说是梁武帝取了王羲之写的一千个字体书写而成。这书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兼历史、自然、社会常识。《千字文》指出的“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也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典型表述。

蒙学读本在教育内容的安排上，因应儿童的学习需求，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在教育方法上，则因人而异，因势利导。传统蒙学的道德教育虽然强调伦理纲常，但不究其义理，只是从浅近处着手，主张从生活细微处培养儿童的道德习惯。南宋理学家朱熹在《童蒙须知》开篇就提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认为只有在小学阶段对生活细节操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以后才能穷究事理，通达世情。

蒙学教材要让儿童较易接受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必须把儒学经典中的精义微言，化作具体的行为指引，使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如《童子礼》列举了盥栉、着衣、言语、饮食、跪、立、坐、行等二十多项规范，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以“言语”为例，主张“所言之事，须真实有据，不得虚诳，亦不得亢傲訾人，及轻议人物长短”等，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了正规的童蒙读本之外，平民百姓或目不识丁的人，就要通过通俗文学、说唱和戏曲等来学习伦理道德。唐、宋开始，民间说唱和戏曲表演有很大发展。明代大学士丘浚曾指出，当时“虽是街市子弟、田里农夫，人人都晓得唱念（戏文）。”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指“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可见小说戏曲流播广泛。当时的通俗文学家都着意阐释和宣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元末剧作家高明在其《琵琶记》第一出提到，戏曲要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而明代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引言中也指出，作者有意让读者学习“忠孝节义”，摒除“奸贪谀佞”，以达到“裨益风教”的目的。

说唱、戏曲等表演艺术，以及通俗文学的出现，令商品市场形成一种平等互利的交际共识。而这种平等互利、追求物欲的生活态度，就是不少学者所说的“市民意识”。明代思想家李贽曾在《焚书》中指出，“好货”、“好色”才是真实的人情世态。他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理矣。”然而，通俗文学所反映的“市民意识”，正好与压抑个人欲望的传统道德观念相抵触，因而招致不少传统文人抨击，同时，官府也对通俗文学实行管制措施，把杂剧戏文的题材局限在“神仙佛道”、“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之类 ，并以“小说淫词”为名目，禁毁妨碍社会管治的通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