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少到大，父母及師長都教導我們要孝順父母，尊敬長輩。孝道在儒家倫理中最為重要。《說文解字》指出：「孝，善事父母者。」說明子女善待父母是為孝。先秦時期的親子關係不但主張子女行孝，還強調家長要對子女表現慈愛，所指的就是「父慈子孝」。《孝經‧三才章》中記述孔子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早在先秦時代的文獻《尚書‧康誥》中，已提出為人父者應愛護子女，為人子者要體察父心，雙方都要承擔各自的倫理責任。

以孝治天下

春秋時代，宗法制度漸漸崩潰，臣弒君、子弒父的現象十分普遍。如《左傳‧文公元年》所載，楚國太子商臣逼迫其父楚成王自縊，這無論對君主或家長的權威都造成很大衝擊。及至戰國末期，社會經歷長期戰亂，逐漸出現統一的趨勢，而這種趨勢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君主權力集中。當時的法家認為，「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可以治國」，主張透過刑法的強制手段去駕馭臣民，以確保君權穩固。自此，君權不斷得到強化和鞏固。同時，倫理政治化的思維傳統，也促使父權得以隨着君權的提升而逐步膨脹起來。

戰國時期，各國為了富國強兵，取得政治優勢，着意推動經濟變革，如秦國為了增加社會上家庭的經濟單位，規定男子成年必須與父母分開居住，另立門戶。這就是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中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這些措施雖然可以令國庫增加收入，但亦增加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問題，因為家庭成員之間經濟各自獨立，利欲熏心，互相計較，關係容易變得惡劣。如《漢書‧賈誼傳》記載：父親借用農具，子女就自矜為施恩；母親自取箕帚，子女隨即責罵。當權者為了穩定社會秩序，便強調孝道。及至漢儒正式提出「三綱」 的理論，確立了君臣、父子之間的主從關係，便開啟了後世封建王朝接近二千年「以孝治天下」的主流政策。

孝道在古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審核能否做官的條件之一。自漢武帝在元光元年下令郡國舉薦孝子，往後歷朝歷代的君主都沿用這種選官標準，以及罷黜官員的準則之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為了宣揚孝道，朝廷亦規定《孝經》為必讀之書，多位君王如晉元帝、梁武帝、唐玄宗、清世祖等也曾親自注釋《孝經》。

不孝的古時定義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句說話出自《孟子‧離婁上》。古代哪三事件被視為不孝？東漢，趙岐在《十三經注》中闡述了他個人對於孟子這段話的理解：「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意思是指父母有錯而不勸說，只懂盲目順從父母，陷父母於不義之中，是為第一種不孝；第二不孝是家境貧困，父母年老，自己卻不入仕途以俸祿來供養父母；第三不孝是不娶妻生兒育女，斷絕後代。當中以第三種不孝最為嚴重。《隋書‧刑法志》把「不孝」之罪列於「十惡」之中，以刑法彰顯孝道，並為後世歷朝所沿襲。家長可以藉着「不孝」的罪名，要求官府懲治或處死子女。

不孝與愚孝

正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所指，只懂盲從父母，也是不孝的表現，我們可以理解這種行為是愚孝。例如在《說苑‧建本》中曾參（即曾子）的故事，就被孔子評為「愚孝」。當曾子正在鋤地種瓜時，不小心把瓜秧的根鋤斷，父親曾晢看見大怒，拿起木棍把曾子打得半死。被打的曾子並無逃跑，事後更向父親問安，說因自己的失誤，冒犯了父親，生怕父親因此氣壞。孔子聽聞曾子這事，便對弟子說，若曾參前來求見，不要讓他進來！因為孔子認為曾子讓大怒的父親任意毆打，行為不但愚笨，更陷父親於不義，使父親的德行受損。孔子以一位盲眼老人的故事作解釋。他說這位老人有一個兒子名舜，舜經常事奉父親在側，但若父親要殺他，卻總找不到他；父親用小鞭打他，他就忍耐捱打，若父親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以避開發怒的父親，這樣才算有孝。若只是盲從、忍受，不分是非，結果陷父親於不義，這是極大的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