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與石刻碑銘的關係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佛家弟子即是書法大家,他們的作品藉以碑刻或帖石傳世;其二,有關佛教的石刻,主要是石刻佛經、造像題記和佛寺碑銘。這些石刻作品的碑帖拓片對於弘揚佛法、書法的影響,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佛寺的石刻碑銘是精神意蘊與藝術意味為一體的文化形式,也是弘法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據《房山石經》記載,中國佛寺石刻自隋代靜琬法師發願創刻之後,歷經唐、遼、金、元、明,延續一千餘年,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見的壯舉。特別是通過歷代不同書法風格的石經,可以看到自唐迄明這一千多年的書風變遷史。《泰山經石峪》是現存摩崖刻石中形制和規模最大的,被尊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佛寺石刻以《金剛般若經》與《匡哲刻經頌》最為有名。
《龍藏寺碑》在書法上承漢魏六朝,下開唐楷,有隋碑第一之美譽。《龍藏寺碑》瘦勁寬博,平正沖和,有隸書的含蓄,有魏碑的雄健,又有唐楷的嚴謹。康有為對此碑評價很高,認為《龍藏寺碑》統合分隸,為六朝集成之碑,形結構樸拙,用筆沉摯,有一種高穆典雅的風神。唐代歐陽詢的《比度寺碑》書法平正清穆,豐腆悅澤。「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繼承王羲之的傳統,外柔內剛,筆致圓通,最能代表他獨特風格的是《雁塔聖教序》。明萬曆中於陝西終南山出土的磚銘,盛行於漢魏、兩晉南北朝,隋唐以後逐漸減少。銘文以刻劃為多,書法也少變化,銘刻工亦頗見功力,表現逼真而精細。
佛寺經文
自佛經傳入中國以後,中國文學的內容形式和思想理念便受到了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