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佛寺裡的書法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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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寒山寺的抄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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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與石刻碑銘的關係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佛家弟子即是書法大家,他們的作品藉以碑刻或帖石傳世;其二,有關佛教的石刻,主要是石刻佛經、造像題記和佛寺碑銘。這些石刻作品的碑帖拓片對於弘揚佛法、書法的影響,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佛寺的石刻碑銘是精神意蘊與藝術意味為一體的文化形式,也是弘法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據《房山石經》記載,中國佛寺石刻自隋代靜琬法師發願創刻之後,歷經唐、遼、金、元、明,延續一千餘年,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見的壯舉。特別是通過歷代不同書法風格的石經,可以看到自唐迄明這一千多年的書風變遷史。《泰山經石峪》是現存摩崖刻石中形制和規模最大的,被尊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佛寺石刻以《金剛般若經》與《匡哲刻經頌》最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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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台山南山寺大雄寶殿外之巨型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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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藏寺碑》在書法上承漢魏六朝,下開唐楷,有隋碑第一之美譽。《龍藏寺碑》瘦勁寬博,平正沖和,有隸書的含蓄,有魏碑的雄健,又有唐楷的嚴謹。康有為對此碑評價很高,認為《龍藏寺碑》統合分隸,為六朝集成之碑,形結構樸拙,用筆沉摯,有一種高穆典雅的風神。唐代歐陽詢的《比度寺碑》書法平正清穆,豐腆悅澤。「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繼承王羲之的傳統,外柔內剛,筆致圓通,最能代表他獨特風格的是《雁塔聖教序》。明萬曆中於陝西終南山出土的磚銘,盛行於漢魏、兩晉南北朝,隋唐以後逐漸減少。銘文以刻劃為多,書法也少變化,銘刻工亦頗見功力,表現逼真而精細。

 

佛寺經文

自佛經傳入中國以後,中國文學的內容形式和思想理念便受到了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促進了文學理論的成熟,佛教對文學評論的影響也頗深遠。推其始端,南梁時期崇佛的劉勰寫《文心雕龍》實肇其端。其後如唐代司空圖的《詩二十四品》、宋朝嚴羽的《滄浪詩話》、清代袁枚之「性靈」說無不受佛教禪宗的影響。
  2. 促進音韻學的推動。中國字是方塊文字,無法從外形上看出字的發音,佛教傳入後,為了便於翻譯佛典,魏晉時代就有僧人在音韻上從事研究,導致後來四聲、字母、反切、等韻圖表的發明。一則促進了音韻學的發展;二則推動了格律詩的形成,讓中國的詩歌更增添音韻之美。
  3. 促進文體形式的改良。由於受到印刷術、民眾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制約,佛教的弘傳最初僅限於貴族社會或少數知識分子之間。為了使佛法普及,一種淺顯而活潑的弘法方式「唱導」應運而生。這種方法到了唐代,更發展為「俗講」,而變文就是俗講之話本。以通俗文字顯示佛經中神通變化之事,即稱「變文」。蘊含佛教哲理的詩文創作也應運而生。
  4. 在詩歌方面,受佛教五明之一聲明的影響,因此發現漢語四聲,而且也制定了詩歌格律上的「八病」。到唐代,詩人受禪宗影響,開始追求高遠的意境,以情入景的詩風開始流行,所作的詩將山水與佛法義理結合。唐代以降,禪風大行,許多碩學之士多捨儒歸佛,因常與禪師往來論道,在潛移默化之下,吟作之詩富含禪趣。唐以後中國文學作品出現的多元化趨勢,不能不說受佛經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佛教苦空無常和因果輪迴的思想貫穿於宋以後許多詩詞、戲曲、小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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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雲居寺之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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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19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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