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与石刻碑铭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佛家弟子即是书法大家，他们的作品藉以碑刻或帖石传世；其二，有关佛教的石刻，主要是石刻佛经、造像题记和佛寺碑铭。这些石刻作品的碑帖拓片对于弘扬佛法、书法的影响，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佛寺的石刻碑铭是精神意蕴与艺术意味为一体的文化形式，也是弘法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据《房山石经》记载，中国佛寺石刻自隋代静琬法师发愿创刻之后，历经唐、辽、金、元、明，延续一千余年，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特别是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到自唐迄明这一千多年的书风变迁史。《泰山经石峪》是现存摩崖刻石中形制和规模最大的，被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佛寺石刻以《金刚般若经》与《匡哲刻经颂》最为有名。

《龙藏寺碑》在书法上承汉魏六朝，下开唐楷，有隋碑第一之美誉。《龙藏寺碑》瘦劲宽博，平正冲和，有隶书的含蓄，有魏碑的雄健，又有唐楷的严谨。康有为对此碑评价很高，认为《龙藏寺碑》统合分隶，为六朝集成之碑，形结构朴拙，用笔沉挚，有一种高穆典雅的风神。唐代欧阳询的《比度寺碑》书法平正清穆，丰腆悦泽。“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继承王羲之的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通，最能代表他独特风格的是《雁塔圣教序》。明万历中于陕西终南山出土的砖铭，盛行于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以后逐渐减少。铭文以刻划为多，书法也少变化，铭刻工亦颇见功力，表现逼真而精细。

佛寺经文

自佛经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思想理念便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促进了文学理论的成熟，佛教对文学评论的影响也颇深远。推其始端，南梁时期崇佛的刘勰写《文心雕龙》实肇其端。其后如唐代司空图的《诗二十四品》、宋朝严羽的《沧浪诗话》、清代袁枚之“性灵”说无不受佛教禅宗的影响。
2. 促进音韵学的推动。中国字是方块文字，无法从外形上看出字的发音，佛教传入后，为了便于翻译佛典，魏晋时代就有僧人在音韵上从事研究，导致后来四声、字母、反切、等韵图表的发明。一则促进了音韵学的发展；二则推动了格律诗的形成，让中国的诗歌更增添音韵之美。
3. 促进文体形式的改良。由于受到印刷术、民众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佛教的弘传最初仅限于贵族社会或少数知识分子之间。为了使佛法普及，一种浅显而活泼的弘法方式“唱导”应运而生。这种方法到了唐代，更发展为“俗讲”，而变文就是俗讲之话本。以通俗文字显示佛经中神通变化之事，即称“变文”。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
4. 在诗歌方面，受佛教五明之一声明的影响，因此发现汉语四声，而且也制定了诗歌格律上的“八病”。到唐代，诗人受禅宗影响，开始追求高远的意境，以情入景的诗风开始流行，所作的诗将山水与佛法义理结合。唐代以降，禅风大行，许多硕学之士多舍儒归佛，因常与禅师往来论道，在潜移默化之下，吟作之诗富含禅趣。唐以后中国文学作品出现的多元化趋势，不能不说受佛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佛教苦空无常和因果轮回的思想贯穿于宋以后许多诗词、戏曲、小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