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国学

元太宗窝阔台汗时已在燕京设立国子学，教蒙古、汉人高官子弟，以《孝经》、《四书》及蒙、汉语言来教学。到忽必烈初时又确立国子学为中央官学的地位，并任命许衡为领导人（国子祭酒），学生人数不多，以蒙古、色目贵族子弟为主，仍由《小学》、《四书》，再以《五经》教子弟，求能通晓而已。同时教礼仪、生活进退仪节等伦理、书法、算学、历史知识、射术、投壶技艺等，以培养中国传统知书达礼的士人为预期目标。许衡发扬朱子学，在中央的国学就作为宗旨，同时又召弟子耶律有尚等协助，他是耶律楚材家族后人，后来继许衡主持国学，又完善、扩充了国子学的建置、员额、设备等。大体上国学生可招二百名，包括蒙古、色目、汉人，教学以朱子理学及教法为主，入学的多是贵族、高官子弟，使得儒学教育得以教化他们。

地方的儒学

儒学是依附于孔庙而设立，庙、学合一同处，往往就用庙学来称儒学；地方上的路、府、州、县各级都有官办的儒学，可说是基本的公立学校。儒学招收的学生就是儒户子弟，也有是不属于儒户的民间俊秀。原来地方公立学校是始于唐朝的庙学，就是指一般的州、县学，金、宋继续设庙办学，尤其是宋代有过几次的兴学运动，造成庙学的普遍。元初的战乱使庙学大受摧毁，但统治地方的汉人势力也尽可能地恢复庙学，重建教育。到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开始致力于全面兴学措施，重建与创建的庙学大约有一千一百多所，占全国的覆盖率达到接近七成，可说是普及教育的目标，这其实是沿袭宋朝的构想。教育的内容和国学相似，综合了小学启蒙科与大学进阶科，仍是本于朱子下学上达的秩序，由浅入深，而生活礼仪和伦理教养本是小学所注重的。

游学的学习

南宋时儒士游学的风气盛行，原来中国旧有游学风气，为求名师学习，以及交友关系建立社会网路，或者得到推荐以期获取较好的前途。元代也承袭这种风气，尤其在没有科举制度之前，儒士不易有出路，所以多投靠地方具有势力的官员，这是现实生活及发展抱负常见的方式。当儒学教育渐普遍，儒学生员和其他儒生，或者国学生、书院儒士都展开游学活动，这是值得注意的学习方式。地方的儒学可以接待游学者，供给食、宿，不限由哪里游学而来，留住多久也不限定，都有公费供应这些开销。私办的书院、义塾是有财力支援，也能接待游学者。官立儒学和书院为获得政绩及名声，无不欢迎游学者，同时致力于延揽硕学名师来校任教。游学士为求学问、増见闻、广结交，只要有些经济能力，有志愿，不负担家累的，也多欣然于游学路上，这是儒学发展的另一面貌。

书院的儒学教育

以书院为教育讲学的地方兴盛于宋代，元代完全承继了这种风气，造成宋元书院的讲学成为到现代近千年的传统。书院原是民间办的私立学校，和官办的州、县学校最大的不同是讲学自由，以及没有官办学校的刻板规则等。但元代的书院已官学化，如同地方州、县的儒学学校，不过设置仍多是私人开办，而且地点不一，或在城市或在山林之中。书院纳入官学的系统里，可以得到官方的保护和经费的支持，但免不了官方的监管，也无法充分地自由讲学，尤其是后来科举实施，更添多了功名利禄的教育色彩。书院初原设立的本意，就是要摆脱官学的羁绊，要从事为己之学，来己立达人，明理求道，重道德伦理，自由讲学。元代书院官学化显然背离书院的宗旨，但我们也不应忽略在四百多所的书院，如同千余所的儒学校，都是尊崇儒学而教育，对元代儒学的发展有它们的贡献。

社学、义塾和其他

忽必烈时期颁布要每社（五十家为一社）民办学校，在农暇时令子弟入学，先教读《孝经》、《小学》，再读《大学》、《论语》、《孟子》，经、史等，全国总共设立二万多所，但因经费不易筹措，在师资、教材上多有缺乏，往往时办时停。社学要依民间的意愿和财力，虽然要求较简陋，但也有些稍具规模，有庙有学，基本上是办小学阶段的教育。地方民办的私立学校还有义塾，比较类似书院，也有些义塾向官方申请改成书院。教学上仍然是官方儒学的模式，但义塾的数量难以确定，总之也是教养儒学的场所。我们还能看到元代军方少数的卫、镇有儒学教育的设置，财经单位的盐转运司、蒙古贵族的封地里，警巡单位、乡镇、关隘等，设学教育也偶或可见，说明教育兴学还相当风行。学习蒙古语文的，在中央是蒙古国子监和地方各级的蒙古字学校，所用的教材中有蒙文翻译的《通鉴节要》，是儒学中史学的教育无疑，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至于说元代在地方上设的医学（三皇庙学，指伏羲、神农、黄帝三皇），阴阳学（天文、阴阳五行），本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还算是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