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和西方南方

人是文化接触最主要的媒介，透过各种人等带来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知识技能等等文化的各层面。在北方草原山林的世界里，因地理与气候关系，南北本不易流通，加上自古以来长城的阻隔，形成内、外两个天下，文化上大不相同，而各自又有其发展及演变。蒙古族兴起前的晚近时期，草原是在辽、金朝的势力控制之中，些许零星的接触，可说是没有多少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民族始终是以传统游牧文化为主体。欧亚草原的东西横亘，北方民族很早就有和西域的交通，因此接触西方文明较易也较早。对于农业、手工、商业、宗教信仰、城市等方面并非全然无知，这些方面在辽、金时期已大量存在于草原之中，不过是以中国文明式的存在。蒙古在兴起前这些文明几乎不产生什么作用，也未改变它游牧的传统本质，到成吉思汗时，因征服与扩张开始渐有了转变，西方与南方又有新的接触，以及新的局面。

成吉思汗时期

蒙古帝国建立时，几乎全是由北方民族组成的国家，西征也仍是西方的接触，各族人绝多是以征战及效命纳入帝国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成吉思汗分别由乃蛮、西辽、畏兀儿国中获得几位畏兀儿人，他们都被任命为皇子及诸王子的老师，其中塔塔统阿还创设了最早的蒙古文字，说明成吉思汗对西域文化有较多的偏爱。他们的家族、后代仍在其后的元朝作官任职，也有些人学习汉文化而成为儒士。

南方包括东北接触及效命的有些契丹、女真人，为数不多，也都以献策与战争加入帝国之中，但远不及北方各族人。值得注意的是契丹皇族后裔的耶律楚材，以及华北全真教的掌教长春真人丘处机。他们是成吉思汗接触最为重要的中国文化传播者。

博学多才能的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家世是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的后代，他的家族向来以汉化著名，经历辽、金二朝代都是如此，到金末时他已是博学多才艺的士大夫。蒙古取燕京（北京）后，得到成吉思汗召见，开始他以才学赢得大汗信任的生涯。由于他精熟三教（儒、佛、道）义理，又擅长天文、历算等学识，常能应验所说，有如神人，成吉思汗似乎当他如汉人的萨满（师公），他也伺机进说止杀，保全人命等，但他争取以汉法参与政治是在窝阔台汗时期。他本着“以儒治国”的观念，用实际作为来发挥儒学，也就是希望蒙古大汗能浸染中国文化为治理的基础。他重要的作为有制定赋税征收制度，将掠夺的户口还归为国家编户，恢复孔庙制度及衍圣公的传统，设立二处经史编修单位，召请名儒进宫讲学，考选儒士四千多人。这些都是儒学应用及发展的途径，可惜因西域人的争权，未能更加扩展开来。

宗教淑世的长春真人

金代中期，华北道教新兴起全真道教，创教人王重阳（喆）率领七位弟子于山东传教，渐遍传华北而壮大，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宗教。在金代各掌门都受到朝廷的礼重，而长春真人丘处机适逢金元之际的乱世，他受西征中成吉思汗的召请，远赴中亚见面，大汗仍然以他是汉地的大萨满而受教。全真教主张三教合一，也研习儒学，但长春真人和大汗所说并不及于儒学典籍，而在于止杀惜命，养生寡欲、敬天爱民等。由于得到大汗礼敬，给予全真教免赋税、免兵役特权，保护许多投身教门的儒士、平民等，也多少使大汗知晓些中国文化的概念。几年后窝阔台在选汗大会时，当时也正在召聘宫廷教学事，真人的弟子李志常进献儒、道家经典，并解说大义，得到嘉许。而后在燕京初建的国学，也曾在全真教的主导之下。

窝阔台汗及蒙哥汗时期

自成吉思汗攻金开始，到忽必烈灭南宋，其间六十多年，长城以南的中国大多数时间都陷于战乱之中，社会破坏严重，文教难以维持及发展。幸赖于汉地士大夫、儒士们的努力，希望维系中国文化的命脉，多方争取蒙古当权者的支持，而地方上蒙古治下的汉人势力，也致力于安抚流亡、兴学养士等。加上佛、道教也未袖手旁观，投入安慰人心，宣讲教义文化。贵由汗在位时间甚短，窝阔台汗与蒙哥汗都没有忽视召拢汉地人才，毕竟如耶律楚材已展现用汉法的本事。而后陆续加入帝国的文、武人才都表现出相当的能耐，也同样是治理汉地所需的。汉地人才不论出身与任职，都受过儒学熏陶教养，他们受官任职愈多，则愈有机会实现汉法制度，以及中国文化的复兴。如能委身朝廷，取得大汗和亲贵的信任，就更易于施展抱负及理想。虽然元初四朝以来，汉地文化及人才在帝国中已有些许基础，但遭遇的困难是蒙古、西域的北方文化与汉地南方的文化往往扞格不入，都需要时间及方法来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