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都灿烂辉煌的时代，沿续着六朝以降的钟爱游侠之风，在诗歌及小说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更缤纷多姿的侠客出现。唐代的侠客类型相当多样化，以游行为主的“游侠”，仍然纵横市井；以群聚相交、势力相结的“豪侠”，依旧在作威作福，而志大才疏、向慕侠客的“少侠”，也借由许多琳瑯琬琰的诗歌，畅舒其情怀，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新兴的“剑侠”。

说是“新兴”的侠客类型，乃肇因于当时神仙道教普遍流行及特殊的时代背景――藩镇割据。剑侠的“剑”字，不仅直指可以用来防身护体，而且可以用来斩杀敌人的兵器，更带有浓厚的道教思想，可用以象征道教法术的法器。自六朝以来，神仙道教盛行，而唐代帝王为了提高自身氏族的地位，又特别尊奉老子，因此假托道家的道教，俨然有形成国教（本朝家教）的趋势。唐朝历任帝王，都是道教的信徒，以此奠定道教充分发展的基础。

“剑”是道教重要的象征，凡是修道者都会“以剑镜随身”，以镜照鉴妖邪，以剑斩除鬼祟，缺一不可。“剑”除了可以斩杀有形的生物外，也可翦除无形或变形的鬼怪。在道教的观念中，“剑”是具有神异性的，是以道术相辅相成。因此，唐代剑侠的共通特色，是拥有今人认为不可思议，但唐朝人却深信不移的许多特异功能。举凡剑侠所擅长的能力，如隐身术、变化术、神算术、神行术、用药术、飞剑术等，都可以在魏晋时的道教典籍（如《抱朴子》）中寻找到根源。唐人小说中的聂隐娘和红线，都属于这种精通于道教法术的剑侠。

欲修道登仙者，除非隐遁于山林，否则就需在凡尘中历炼。在历炼的过程中，是必须隐晦形迹，勿为人所知，因此，这些剑侠通常以书生、门子、店老人、商人妻、缝纫女、丫环婢女的身份作掩护，轻易不肯泄露形藏，而一旦为人所知，必然飘然远走，李白〈侠客行〉诗中所说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就是最佳写照。

道教的思想是与传统儒家大相径庭。从儒家的角度视之，是完全不符合理性及道德规范，如聂隐娘的尼姑师父，教导聂隐娘行刺杀任务时，不能手软心软，最好先将孩童杀掉；而〈贾人妻〉为了掩饰形藏，竟下狠心毒手，杀害自己的孩子，“恩爱害道，譬如毒药”。这些剑侠的行事原则，是与儒家格格难入的，偏偏他们又拥有超乎一般人的特殊能力，因此也多为人所担心、惧怕。

唐代中叶以后，文学性浓厚的剑侠大量出现，这也与当时藩镇作乱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藩镇与朝廷多有龃龉，彼此又相互攻伐，稍有冲突，便派遣刺客行刺，聂隐娘和红线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在这背景下的产物。

由于剑侠的行事诡秘，往往不按牌理出牌，但又拥有超卓的能力，在又爱又惧的心理下，就有李德裕的〈豪侠论〉对剑侠提出省思，提出了“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的论点，企图以儒家的“仁义”对剑侠加以规范，尤其是对一些违背君父之命的刺客，大加挞伐，这就逐渐为后世符合儒家忠义思想的“义侠”开了先河，侠客逐步归正，这也是侠客的形象从负面开始转为正面的转捩点。

李德裕的〈豪侠论〉为侠客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寻获了一个重要的基点，足以合理和理想化侠客的形象，自此而下近千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看到侠客的形象渐趋于正面，且与儒家思想作了更紧密的结合。但其所得力的并不是像李德裕如此的道德呼吁及主张的文宣，而是有赖于文学作品，如话本、传奇、戏剧，以及章回小说等潜移默化的濡染。

不仅如此，唐代的剑侠所特重的“道术”，也对遥远的千年之后出现的武侠小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启迪功能。从民初旧派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的剑仙式武侠作品中，可以看到其远绍唐人小说的精彩表现；而港台新派的武侠作家，如梁羽生等，更径以唐人小说中的“剑侠”，写成长篇的武侠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