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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侠”因何在唐代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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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文化广场“公孙舞剑”铜雕(图片提供:董力男/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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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都灿烂辉煌的时代,沿续着六朝以降的钟爱游侠之风,在诗歌及小说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更缤纷多姿的侠客出现。唐代的侠客类型相当多样化,以游行为主的“游侠”,仍然纵横市井;以群聚相交、势力相结的“豪侠”,依旧在作威作福,而志大才疏、向慕侠客的“少侠”,也借由许多琳瑯琬琰的诗歌,畅舒其情怀,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新兴的“剑侠”。

 

说是“新兴”的侠客类型,乃肇因于当时神仙道教普遍流行及特殊的时代背景――藩镇割据。剑侠的“剑”字,不仅直指可以用来防身护体,而且可以用来斩杀敌人的兵器,更带有浓厚的道教思想,可用以象征道教法术的法器。自六朝以来,神仙道教盛行,而唐代帝王为了提高自身氏族的地位,又特别尊奉老子,因此假托道家的道教,俨然有形成国教(本朝家教)的趋势。唐朝历任帝王,都是道教的信徒,以此奠定道教充分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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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剑”与唐代“双鱼纹镜”,分别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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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侯孝贤改编《聂隐娘》,片头尼姑即告诉隐娘:“以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杀之。”(图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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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是道教重要的象征,凡是修道者都会“以剑镜随身”,以镜照鉴妖邪,以剑斩除鬼祟,缺一不可。“剑”除了可以斩杀有形的生物外,也可翦除无形或变形的鬼怪。在道教的观念中,“剑”是具有神异性的,是以道术相辅相成。因此,唐代剑侠的共通特色,是拥有今人认为不可思议,但唐朝人却深信不移的许多特异功能。举凡剑侠所擅长的能力,如隐身术、变化术、神算术、神行术、用药术、飞剑术等,都可以在魏晋时的道教典籍(如《抱朴子》)中寻找到根源。唐人小说中的聂隐娘和红线,都属于这种精通于道教法术的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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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洞宾的宝剑木雕,河南开封延庆观穿心殿出簷构件(图片提供:尤亚辉/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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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修道登仙者,除非隐遁于山林,否则就需在凡尘中历炼。在历炼的过程中,是必须隐晦形迹,勿为人所知,因此,这些剑侠通常以书生、门子、店老人、商人妻、缝纫女、丫环婢女的身份作掩护,轻易不肯泄露形藏,而一旦为人所知,必然飘然远走,李白〈侠客行〉诗中所说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就是最佳写照。

 

道教的思想是与传统儒家大相径庭。从儒家的角度视之,是完全不符合理性及道德规范,如聂隐娘的尼姑师父,教导聂隐娘行刺杀任务时,不能手软心软,最好先将孩童杀掉;而〈贾人妻〉为了掩饰形藏,竟下狠心毒手,杀害自己的孩子,“恩爱害道,譬如毒药”。这些剑侠的行事原则,是与儒家格格难入的,偏偏他们又拥有超乎一般人的特殊能力,因此也多为人所担心、惧怕。

 

唐代中叶以后,文学性浓厚的剑侠大量出现,这也与当时藩镇作乱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藩镇与朝廷多有龃龉,彼此又相互攻伐,稍有冲突,便派遣刺客行刺,聂隐娘和红线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在这背景下的产物。

 

由于剑侠的行事诡秘,往往不按牌理出牌,但又拥有超卓的能力,在又爱又惧的心理下,就有李德裕的〈豪侠论〉对剑侠提出省思,提出了“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的论点,企图以儒家的“仁义”对剑侠加以规范,尤其是对一些违背君父之命的刺客,大加挞伐,这就逐渐为后世符合儒家忠义思想的“义侠”开了先河,侠客逐步归正,这也是侠客的形象从负面开始转为正面的转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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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侠遗风》,《点石斋画报》(申集)插画,1884年申报馆编印(图片提供:公元传播/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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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的〈豪侠论〉为侠客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寻获了一个重要的基点,足以合理和理想化侠客的形象,自此而下近千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看到侠客的形象渐趋于正面,且与儒家思想作了更紧密的结合。但其所得力的并不是像李德裕如此的道德呼吁及主张的文宣,而是有赖于文学作品,如话本、传奇、戏剧,以及章回小说等潜移默化的濡染。

 

不仅如此,唐代的剑侠所特重的“道术”,也对遥远的千年之后出现的武侠小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启迪功能。从民初旧派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的剑仙式武侠作品中,可以看到其远绍唐人小说的精彩表现;而港台新派的武侠作家,如梁羽生等,更径以唐人小说中的“剑侠”,写成长篇的武侠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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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1941年),天津励力出版社发行的《蜀山剑侠传》初版封面(图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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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1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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