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文治、武功都燦爛輝煌的時代，沿續着六朝以降的鍾愛游俠之風，在詩歌及小說的文學作品中，也有更繽紛多姿的俠客出現。唐代的俠客類型相當多樣化，以游行為主的「游俠」，仍然縱橫市井；以群聚相交、勢力相結的「豪俠」，依舊在作威作福，而志大才疏、嚮慕俠客的「少俠」，也藉由許多琳瑯琬琰的詩歌，暢舒其情懷，而其中最引人矚目的無疑是新興的「劍俠」。

說是「新興」的俠客類型，乃肇因於當時神仙道教普遍流行及特殊的時代背景――藩鎮割據。劍俠的「劍」字，不僅直指可以用來防身護體，而且可以用來斬殺敵人的兵器，更帶有濃厚的道教思想，可用以象徵道教法術的法器。自六朝以來，神仙道教盛行，而唐代帝王為了提高自身氏族的地位，又特別尊奉老子，因此假託道家的道教，儼然有形成國教（本朝家教）的趨勢。唐朝歷任帝王，都是道教的信徒，以此奠定道教充分發展的基礎。

「劍」是道教重要的象徵，凡是修道者都會「以劍鏡隨身」，以鏡照鑑妖邪，以劍斬除鬼祟，缺一不可。「劍」除了可以斬殺有形的生物外，也可翦除無形或變形的鬼怪。在道教的觀念中，「劍」是具有神異性的，是以道術相輔相成。因此，唐代劍俠的共通特色，是擁有今人認為不可思議，但唐朝人卻深信不移的許多特異功能。舉凡劍俠所擅長的能力，如隱身術、變化術、神算術、神行術、用藥術、飛劍術等，都可以在魏晉時的道教典籍（如《抱朴子》）中尋找到根源。唐人小說中的聶隱娘和紅線，都屬於這種精通於道教法術的劍俠。

欲修道登仙者，除非隱遁於山林，否則就需在凡塵中歷鍊。在歷鍊的過程中，是必須隱晦形跡，勿為人所知，因此，這些劍俠通常以書生、門子、店老人、商人妻、縫紉女、丫環婢女的身份作掩護，輕易不肯洩露形藏，而一旦為人所知，必然飄然遠走，李白〈俠客行〉詩中所說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就是最佳寫照。

道教的思想是與傳統儒家大相徑庭。從儒家的角度視之，是完全不符合理性及道德規範，如聶隱娘的尼姑師父，教導聶隱娘行刺殺任務時，不能手軟心軟，最好先將孩童殺掉；而〈賈人妻〉為了掩飾形藏，竟下狠心毒手，殺害自己的孩子，「恩愛害道，譬如毒藥」。這些劍俠的行事原則，是與儒家格格難入的，偏偏他們又擁有超乎一般人的特殊能力，因此也多為人所擔心、懼怕。

唐代中葉以後，文學性濃厚的劍俠大量出現，這也與當時藩鎮作亂的時代背景有關。當時藩鎮與朝廷多有齟齬，彼此又相互攻伐，稍有衝突，便派遣刺客行刺，聶隱娘和紅線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在這背景下的產物。

由於劍俠的行事詭秘，往往不按牌理出牌，但又擁有超卓的能力，在又愛又懼的心理下，就有李德裕的〈豪俠論〉對劍俠提出省思，提出了「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的論點，企圖以儒家的「仁義」對劍俠加以規範，尤其是對一些違背君父之命的刺客，大加撻伐，這就逐漸為後世符合儒家忠義思想的「義俠」開了先河，俠客逐步歸正，這也是俠客的形象從負面開始轉為正面的轉捩點。

李德裕的〈豪俠論〉為俠客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尋獲了一個重要的基點，足以合理和理想化俠客的形象，自此而下近千年的時間，我們逐漸看到俠客的形象漸趨於正面，且與儒家思想作了更緊密的結合。但其所得力的並不是像李德裕如此的道德呼籲及主張的文宣，而是有賴於文學作品，如話本、傳奇、戲劇，以及章回小說等潛移默化的濡染。

不僅如此，唐代的劍俠所特重的「道術」，也對遙遠的千年之後出現的武俠小說，具有相當重要的啟迪功能。從民初舊派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的劍仙式武俠作品中，可以看到其遠紹唐人小說的精彩表現；而港台新派的武俠作家，如梁羽生等，更徑以唐人小說中的「劍俠」，寫成長篇的武俠說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