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國學

元太宗窩闊台汗時已在燕京設立國子學，教蒙古、漢人高官子弟，以《孝經》、《四書》及蒙、漢語言來教學。到忽必烈初時又確立國子學為中央官學的地位，並任命許衡為領導人（國子祭酒），學生人數不多，以蒙古、色目貴族子弟為主，仍由《小學》、《四書》，再以《五經》教子弟，求能通曉而已。同時教禮儀、生活進退儀節等倫理、書法、算學、歷史知識、射術、投壺技藝等，以培養中國傳統知書達禮的士人為預期目標。許衡發揚朱子學，在中央的國學就作為宗旨，同時又召弟子耶律有尚等協助，他是耶律楚材家族後人，後來繼許衡主持國學，又完善、擴充了國子學的建置、員額、設備等。大體上國學生可招二百名，包括蒙古、色目、漢人，教學以朱子理學及教法為主，入學的多是貴族、高官子弟，使得儒學教育得以教化他們。

地方的儒學

儒學是依附於孔廟而設立，廟、學合一同處，往往就用廟學來稱儒學；地方上的路、府、州、縣各級都有官辦的儒學，可說是基本的公立學校。儒學招收的學生就是儒戶子弟，也有是不屬於儒戶的民間俊秀。原來地方公立學校是始於唐朝的廟學，就是指一般的州、縣學，金、宋繼續設廟辦學，尤其是宋代有過幾次的興學運動，造成廟學的普遍。元初的戰亂使廟學大受摧毀，但統治地方的漢人勢力也盡可能地恢復廟學，重建教育。到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開始致力於全面興學措施，重建與創建的廟學大約有一千一百多所，佔全國的覆蓋率達到接近七成，可說是普及教育的目標，這其實是沿襲宋朝的構想。教育的內容和國學相似，綜合了小學啟蒙科與大學進階科，仍是本於朱子下學上達的秩序，由淺入深，而生活禮儀和倫理教養本是小學所注重的。

遊學的學習

南宋時儒士遊學的風氣盛行，原來中國舊有遊學風氣，為求名師學習，以及交友關係建立社會網路，或者得到推薦以期獲取較好的前途。元代也承襲這種風氣，尤其在沒有科舉制度之前，儒士不易有出路，所以多投靠地方具有勢力的官員，這是現實生活及發展抱負常見的方式。當儒學教育漸普遍，儒學生員和其他儒生，或者國學生、書院儒士都展開遊學活動，這是值得注意的學習方式。地方的儒學可以接待遊學者，供給食、宿，不限由哪裏遊學而來，留住多久也不限定，都有公費供應這些開銷。私辦的書院、義塾是有財力支援，也能接待遊學者。官立儒學和書院為獲得政績及名聲，無不歡迎遊學者，同時致力於延攬碩學名師來校任教。遊學士為求學問、増見聞、廣結交，只要有些經濟能力，有志願，不負擔家累的，也多欣然於遊學路上，這是儒學發展的另一面貌。

書院的儒學教育

以書院為教育講學的地方興盛於宋代，元代完全承繼了這種風氣，造成宋元書院的講學成為到現代近千年的傳統。書院原是民間辦的私立學校，和官辦的州、縣學校最大的不同是講學自由，以及沒有官辦學校的刻板規則等。但元代的書院已官學化，如同地方州、縣的儒學學校，不過設置仍多是私人開辦，而且地點不一，或在城市或在山林之中。書院納入官學的系統裏，可以得到官方的保護和經費的支持，但免不了官方的監管，也無法充分地自由講學，尤其是後來科舉實施，更添多了功名利祿的教育色彩。書院初原設立的本意，就是要擺脫官學的羈絆，要從事為己之學，來己立達人，明理求道，重道德倫理，自由講學。元代書院官學化顯然背離書院的宗旨，但我們也不應忽略在四百多所的書院，如同千餘所的儒學校，都是尊崇儒學而教育，對元代儒學的發展有它們的貢獻。

社學、義塾和其他

忽必烈時期頒布要每社（五十家為一社）民辦學校，在農暇時令子弟入學，先教讀《孝經》、《小學》，再讀《大學》、《論語》、《孟子》，經、史等，全國總共設立二萬多所，但因經費不易籌措，在師資、教材上多有缺乏，往往時辦時停。社學要依民間的意願和財力，雖然要求較簡陋，但也有些稍具規模，有廟有學，基本上是辦小學階段的教育。地方民辦的私立學校還有義塾，比較類似書院，也有些義塾向官方申請改成書院。教學上仍然是官方儒學的模式，但義塾的數量難以確定，總之也是教養儒學的場所。我們還能看到元代軍方少數的衞、鎮有儒學教育的設置，財經單位的鹽轉運司、蒙古貴族的封地裏，警巡單位、鄉鎮、關隘等，設學教育也偶或可見，說明教育興學還相當風行。學習蒙古語文的，在中央是蒙古國子監和地方各級的蒙古字學校，所用的教材中有蒙文翻譯的《通鑑節要》，是儒學中史學的教育無疑，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至於說元代在地方上設的醫學（三皇廟學，指伏羲、神農、黃帝三皇），陰陽學（天文、陰陽五行），本就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容，還算是相當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