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香港與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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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近代中國的維新運動關係密切。何啟和胡禮垣是香港兩大思想家。他們合作撰寫了一系列政論著作,包括《曾論書後》、《新政論議 》、《新政始基》、《康說書後》、《新政安行》、《勸學篇書後》、《新政變通》等,後於1902年彙編為《新政真詮》出版,針對中國社會狀況,從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維新改良之策。他們看出列強企圖瓜分中國,故力倡變法自全、對抗外來侵略。這些主張,獲得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重視,當中不少為1898年的戊戌變法所參考、引用。戊戌政變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全力緝捕康有為。康有為逃到香港,獲得庇護。香港既推動了維新運動,也在維新失敗後保護了維新派的領袖。

香港對近代中國維新有何貢獻?

答案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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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香港思想家何啟;右圖:1911年香港廣華醫院啟用禮,港督盧吉(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前排中間戴帽者)、華民政務司蒲魯賢(Arthur W. Brewin,盧吉左方)、何啟(第二排,盧吉及蒲魯賢中間)、東華醫院董事局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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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在香港出生,是香港著名醫生、大律師、商人、立法局議員,也是香港最早獲得爵士頭銜的華人。何啟對中國近代的維新與革命多有啟發。他是孫中山在香港的其中一位老師,曾支持反清革命。孫中山曾說自己「受惠於何啟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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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禮垣及其著作《胡翼南先生全集》。胡禮垣,字榮懋,號翼南,是香港中央書院最早的學生之一。1887至1900年,與何啟共同發表多篇倡導革新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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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啟、胡禮垣合寫的部分政論著作。清末維新派領袖康有爲及其弟子曾深入地閲讀這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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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胡禮垣呼籲改革從吏治入手,革新政治,「厚官祿以清賄賂」。國家權力結構方面,主張「行選舉,以同好惡,設議院,以佈公平」。他們反復強調民權極其重要,提出「民權在,其國在;民權亡,則其國亡」。經濟方面,他們積極鼓吹工商業發展,鼓勵商人採用西方管理方式經營。文化教育方面,他們提出「宏學校以育真才」、「宏日報以廣言路」等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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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年康有為首次踏足香港,此行對其維新思想的形成影響很大。圖為1870年代的香港中環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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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年代的皇后大道中,道路和房屋井然有序。康有為首訪香港期間,香港的進步對他多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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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談首次訪港感受:「觀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求西學之基矣。」這反映當時先進的香港刺激了他學習西方知識,成為日後推行維新變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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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廢除新政,殺六君子,並緝捕康有為、梁啟超。康有為經天津逃到上海,在上海英方人員協助下抵達香港,這是他第二次到香港。梁啟超則在日方人員協助下逃往日本。圖為原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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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香港著名企業家何東;右圖:何東(右二)及其家人。康有為到達香港後,獲何東接待。何東不但把康有為接到府第加以照顧,更將其家眷帶到香港與之團聚。康有為對何東十分感激,稱他為「俠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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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避難期間,康有為曾接受《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訪問,大肆抨擊慈禧太后,並重申其改革主張和對光緒帝的忠誠。《德臣西報》創刊於1845年,1974年停刊,曾是香港發行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英文報紙。圖為1932年2月22日的《德臣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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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10月19日,康有為由香港前往日本。圖為康有為乘坐的日本輪船「河內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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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康有為得悉其居港的母親患病,遂由加拿大取道日本回港省親。這是康有為第三次訪港,抵港後住在荷李活道。圖為荷李活道今貌及康有為其中一名女兒康同璧,她亦曾居於香港。

香港對近代中國維新有何貢獻?

香港開埠後,王韜、何啟、胡禮垣等思想家,在香港提出有助中國進步的革新主張,影響了康有為等人的維新思想,成為1898年戊戌變法的一大基礎。戊戌政變後,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也一度受香港庇護。由此可見,香港對近代中國維新,有重大之貢獻。

本專題主要圖片來源:劉智鵬教授、劉蜀永教授提供(圖3)、FOTOE(圖1、2、4、5、7、10)、其他資料圖片。中國文化研究院已盡力聯繫圖片版權擁有者,倘有問題,請與本院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