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朝末代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駡的，明思宗朱由檢可算是一個例外，連他的死敵李自成在《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明思宗不算太糟，他很孤立，身邊盡是因諂媚得到寵幸的人，蒙蔽國君；群臣都為自己的私利結黨，有公心效忠朝廷的絕少。）其實明思宗的確有振興大明之心，但他卻乏善足陳。他在即位之初，當機立斷除去魏忠賢與客氏，是他一生最光輝的業績，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政績。他剛愎自用，輕信妄斷。今天黜革大臣，明天誅殺疆吏，以致大臣惶惶不可終日。對於老百姓呢？雖然他屢次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只是口惠而實不至。

節儉是傳統美德，但過分節儉，便成為守財奴。明思宗是歷史上極其罕見的吝嗇皇帝，他練習書法時會把紙張正反兩面全都寫滿；置辦物品時，他會派人到民間市場討價還價；逢年過節，皇宮裏從來沒有歌舞宴樂之事。思宗這種守財奴式的節儉，最終葬送了大明江山。他認為驛站流弊甚多，既讓來往官員佔了國家的便宜，還得養大量驛卒。為了節省開支，崇禎二年（1629年），他裁撤了陝北驛站，令大批驛卒失業，因無法生存，遂紛紛加入農民起義的行列，李自成也是這些驛卒中的一員，最終率領農民軍殺入北京，逼得思宗自縊殉國。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政權。他的百萬大軍從西安出發，進逼北京，相繼攻陷平陽和太原，京師危在旦夕。思宗召見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討論是否放棄寧遠，調吳三桂緊急入衞北京。吳襄提出，若然吳三桂進衞北京，大約需要100萬兩銀子的軍需。此乃一筆龐大得令思宗不忍割捨的費用，只得放棄這一計劃。

為了堅守京師，籌餉實為頭等大事。思宗召見吳襄之後，屢次要戶部解決這問題。此時國庫竟然僅有區區40萬兩銀子。戶部官員面對思宗嚴厲責駡，仍然束手無策。至於思宗的私房錢，即所謂「內帑」，卻異常豐厚，但思宗哭窮道：「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掃，各官速為集議。」但諸臣並不相信思宗無錢。左都御史李幫華上疏道：「祖宗設立內帑，原積有餘之財以供有事之用。今軍興告急，司農（戶部）掣肘，士無重賞，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隉（隉，粵音迄，意思是動搖不安），皇上猶吝此餘物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思宗對此裝聾作啞，不予批答。後來李自成攻佔北京，從明宮搜出的白銀，竟多達3700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計在內。為了節省100萬，而喪失江山社稷，是否值得？

外帑沒有錢，內帑又不願出，思宗惟有強迫勳戚、宦官和朝臣捐金助餉。勳臣見皇帝自己一毛不拔，自然也不願捐錢，相互推諉。直到三月初，李自成的農民軍已經快要兵臨城下，思宗密諭他的老丈人嘉定伯周奎，要他捐銀10萬兩，作勳戚的表率。周奎卻說：老臣安得多金？咬緊牙關只認捐一萬兩。思宗認為一萬太少，將數額提到兩萬。周奎不能再討價還價，就派人進宮向女兒求援。周皇后暗中給家裏送去5000兩，周奎從中扣下了2000兩，以3000兩交差，以後就拖着不再交錢。後來大順軍進京，從周奎家抄出的現銀就有53萬兩。大宦官個個腰纏萬貫，此時也紛紛裝窮。有的在院門外貼上「此房急賣」的招貼，有的把珍寶古玩送到市場出售。至於在京官僚更捨不得出錢，所捐不過幾十兩而已，思宗嫌少，開始按衙門，後來按官員籍貫，分省強行攤派，最終仍所得甚少，捐出的餉銀才不過20多萬兩，杯水車薪，於事無補。從天子到臣子都紛紛哭窮，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後一幕鬧劇。

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皇帝，對王朝的傷害，遠遠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碌碌無為的皇帝。縱觀思宗一生，他懷疑和猜忌身邊的所有人。例如田貴妃經常在御前獻藝。有一次，思宗聽完田貴妃鼓琴，便問在場的周皇后：「后獨不能此乎？」周皇后正色回答：「妾本儒家，惟知蠶織耳，妃從何人授指法？」皇后如此一問，使人不禁懷疑田貴妃的出身。思宗遂詰問田貴妃從何習得琴藝。田貴妃回答：「妾母所教。」於是思宗便召田貴妃母親入宮，當眾演奏一曲，才令思宗釋懷。思宗的這種多疑心理，在他統治後期尤其明顯。崇禎朝的17年間，思宗一共任用50位內閣大學士，創下了空前絕後的記錄。六部和都察院的長官也頻繁更換，令人眼花繚亂；他共用過吏部尚書13人，戶部尚書8人，兵部尚書17人，刑部尚書17人，工部尚書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換來換去，仍未能換出任何一個讓思宗滿意的官員。思宗對前線領兵作戰的統兵大將，同樣猜忌，犯了兵家大忌。他先後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與後金及農民軍作戰，而這些人卻幾無一人得以善終：他們或被思宗處死，或孤軍被圍無人過問，最終坐守孤城被敵生俘，或被逼倉促上陣戰死沙場。一代名將袁崇煥因擅殺總兵毛文龍，被思宗猜忌，皇太極只用了一個反間計，就令思宗相信袁真的與後金有密約，將其凌遲處死。

當思宗無法應對內憂外患的嚴峻局面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對亡國之臣，又何須客氣呢？在思宗執政的最後兩年，他既怨恨朝臣，又驚惶失措，時而對朝臣痛下毒手，時而態度謙和，使得群臣無所適從。他曾在盛怒之下，在大殿之上對大臣用刑。御史指控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貪污巨款，結黨營私。吳拒不承認錯誤，辯解說：「祖宗之制，交結內侍者斬，法極森嚴，臣不才，安敢犯此？」思宗親自審問吳昌時，命用刑打斷了吳的小腿。閣臣蔣德璟、魏藻德奏道：「殿陛之間無用刑之例，伏乞將昌時付法司究問。」思宗怒批：「此輩奸黨，神通徹天，若離此三尺地，誰敢據法從公勘問者！」二閣臣奏道：「殿陛用刑，實三百年來未有之事！」思宗說：「吳昌時這廝，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臣啞口無言。

思宗在位期間，死於其手的朝廷重臣為數甚眾，計有：輔臣2人、尚書4人、總督和督師7人、巡撫11人，侍郎以下的官員更是不計其數。到了崇禎末年，官員們都害怕因一時不慎，得罪這位喜怒無常的皇帝，輕則罷官，重則被殺。皇帝督責愈嚴，臣下愈不敢擔當；皇帝焦勞愈勤，臣下就愈偷安怠慢。這樣發展下去的結果，令思宗最終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揮軍攻陷北京，思宗在煤山自縊，身邊僅有司禮監太監王承恩陪伴。文武百官紛紛投效新主，除因明末士風敗壞，氣節淪喪之外，與思宗刻薄寡恩，苛待大臣也大有關係。《明史》批評他「性多疑而任察（過於仔細），好剛而尚氣（意氣用事）。」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這個論斷確是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