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指帝王依據臣民的文章作品，或摘取字句，或據其文意，便羅織罪名，輕者受罰入獄，重者引來殺身之禍，甚至族屬皆受牽連。統治者為維護其至尊地位，對臣民的文字使用和詩文作品內容皆有規定，不得違制越禮，所以因文獲罪的事例歷朝皆有。明清歷史多有相似之處，因清代文字獄案的存在是人們的普遍認知，所以明代的文字獄也成為關注的話題。如果說明代有文字獄的話，主要存在洪武一朝。那麼，洪武朝除「洪武四大案」（除胡、藍案之外，還有空印案和郭桓案）外，真還有文字獄案嗎？

記載朱元璋興文字獄的主要史料，以清人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最為代表，他說朱元璋「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於是羅列了一些文字獄事例。較為代表的如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他因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雉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其他事例的特點，歸納起來是說朱元璋摘出行文中的一些字、詞、句說事，比如「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上述事例說明，朱元璋想掩蓋自己當年出家、起兵的歷史，哪怕與這些史事之音、意相近者也不被允許，另有一些是詛咒大明江山「早逝」、「早亡」的，更不能容忍。有人甚至認為，明初因為文字獄導致社會生活一片灰暗，宛若人間地獄。

吳晗先生的《朱元璋傳》認為明代存在「文字獄」，他在「統治階層的內部矛盾」一節內容中認為，部分文人不滿意朱元璋的統治，朱元璋也痛恨這些文人的反抗，雙方存在矛盾。朱元璋特別注意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歷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洪武時代的文字獄。也有學者不認同所謂的朱元璋文字獄案，美籍華裔學者陳學霖先生，以及大陸研究朱元璋的著名專家陳梧桐先生都提出相反的意見。陳學霖認為「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案史料不宜輕信」，「自趙翼而後學者所論明太祖文字獄案，皆係依據弘治至萬曆間野史稗乘所傳故事，其間抵牾百出，亦有荒誕可笑，不可視為事實。」他同時認為，朱元璋對自己的貧賤出身，沒有絲毫諱飾，對當過和尚的經歷，「空門禮佛，出入僧房」，也沒有絲毫隱瞞，而且親自刻在石碑上，廣布天下，流傳後世。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筆》詩文中就有三首言僧談禪，說朱元璋對自己出身忌諱，怕別人言及而製造文字獄，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邏輯。陳梧桐、王春瑜等先生都明確反對明初有文字獄，對比盛行於清前期的文字獄，所謂明初的文字獄是不太可靠。

當然，沒有文字獄不等於明初朱元璋就放鬆了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重典治國是朱元璋的一貫作風，他制訂了水銀泄地般的法律章程，對各級官吏的職責有詳細規定，對官吏的違法亂紀行為均有具體的懲處辦法，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僭制越禮自然也絕不允許。像明代的科舉考試，在內容和格式上都有嚴格規定，讀書人只讀科舉必備要籍，只去背誦程朱的觀點，這樣的教育和考試既束縛了讀書人的視野，也僵化了讀書人的思想，它為君主專制統治培養了官員，但對中國傳統科學技術進步和思想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有明顯的抑制影響。

明初的禮樂制度很完備，禮制對臣民使用的各種禮儀、飲食、服飾、房舍和器具都有嚴格規定；樂制則包括祭祀、朝賀、宴饗之樂舞器服制度。禮用以辨異，分別貴賤等級；樂則用以求和，緩和上下的矛盾。明代禮樂制度滲透到官紳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禮樂並行，相輔相成，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維護專制統治的作用。

從本質上講，明代的禮制與法制是相輔相行的，「德主刑輔」的特點明顯，禮與法均是帝王思想的反映。這些思想較為系統完整地體現在明初法律的頒行上。朱元璋稱吳王的當年，就命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楊憲、劉基和陶安等大臣議定《大明令》。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制定更詳細的《大明律》，親自裁定，歷經多次修改，於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頒行。明太祖頒布了親自撰寫制定的《御制大誥三編》，其中彙集明初大量的重刑判例，反映了明太祖重典治吏的理論與實踐，它與《大明律》並行，成為有明一代的立法基準。明律的目的在於維護專制特權和社會秩序，「十惡」的規定意在嚴格保護皇權的無上權威和絕對專制，對僭制越禮的行為予以懲治和打擊，這是毫不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