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指帝王依据臣民的文章作品，或摘取字句，或据其文意，便罗织罪名，轻者受罚入狱，重者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族属皆受牵连。统治者为维护其至尊地位，对臣民的文字使用和诗文作品内容皆有规定，不得违制越礼，所以因文获罪的事例历朝皆有。明清历史多有相似之处，因清代文字狱案的存在是人们的普遍认知，所以明代的文字狱也成为关注的话题。如果说明代有文字狱的话，主要存在洪武一朝。那么，洪武朝除“洪武四大案”（除胡、蓝案之外，还有空印案和郭桓案）外，真还有文字狱案吗？

记载朱元璋兴文字狱的主要史料，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明初文字之祸》最为代表，他说朱元璋“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于是罗列了一些文字狱事例。较为代表的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他因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其他事例的特点，归纳起来是说朱元璋摘出行文中的一些字、词、句说事，比如“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上述事例说明，朱元璋想掩盖自己当年出家、起兵的历史，哪怕与这些史事之音、意相近者也不被允许，另有一些是诅咒大明江山“早逝”、“早亡”的，更不能容忍。有人甚至认为，明初因为文字狱导致社会生活一片灰暗，宛若人间地狱。

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认为明代存在“文字狱”，他在“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一节内容中认为，部分文人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朱元璋也痛恨这些文人的反抗，双方存在矛盾。朱元璋特别注意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洪武时代的文字狱。也有学者不认同所谓的朱元璋文字狱案，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先生，以及大陆研究朱元璋的著名专家陈梧桐先生都提出相反的意见。陈学霖认为“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案史料不宜轻信”，“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事实。”他同时认为，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没有丝毫讳饰，对当过和尚的经历，“空门礼佛，出入僧房”，也没有丝毫隐瞒，而且亲自刻在石碑上，广布天下，流传后世。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笔》诗文中就有三首言僧谈禅，说朱元璋对自己出身忌讳，怕别人言及而制造文字狱，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逻辑。陈梧桐、王春瑜等先生都明确反对明初有文字狱，对比盛行于清前期的文字狱，所谓明初的文字狱是不太可靠。

当然，没有文字狱不等于明初朱元璋就放松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重典治国是朱元璋的一贯作风，他制订了水银泄地般的法律章程，对各级官吏的职责有详细规定，对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均有具体的惩处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僭制越礼自然也绝不允许。像明代的科举考试，在内容和格式上都有严格规定，读书人只读科举必备要籍，只去背诵程朱的观点，这样的教育和考试既束缚了读书人的视野，也僵化了读书人的思想，它为君主专制统治培养了官员，但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进步和思想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有明显的抑制影响。

明初的礼乐制度很完备，礼制对臣民使用的各种礼仪、饮食、服饰、房舍和器具都有严格规定；乐制则包括祭祀、朝贺、宴飨之乐舞器服制度。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等级；乐则用以求和，缓和上下的矛盾。明代礼乐制度渗透到官绅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乐并行，相辅相成，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统治的作用。

从本质上讲，明代的礼制与法制是相辅相行的，“德主刑辅”的特点明显，礼与法均是帝王思想的反映。这些思想较为系统完整地体现在明初法律的颁行上。朱元璋称吴王的当年，就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杨宪、刘基和陶安等大臣议定《大明令》。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再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制定更详细的《大明律》，亲自裁定，历经多次修改，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明太祖颁布了亲自撰写制定的《御制大诰三编》，其中汇集明初大量的重刑判例，反映了明太祖重典治吏的理论与实践，它与《大明律》并行，成为有明一代的立法基准。明律的目的在于维护专制特权和社会秩序，“十恶”的规定意在严格保护皇权的无上权威和绝对专制，对僭制越礼的行为予以惩治和打击，这是毫不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