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末代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明思宗朱由检可算是一个例外，连他的死敌李自成在《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明思宗不算太糟，他很孤立，身边尽是因谄媚得到宠幸的人，蒙蔽国君；群臣都为自己的私利结党，有公心效忠朝廷的绝少。）其实明思宗的确有振兴大明之心，但他却乏善足陈。他在即位之初，当机立断除去魏忠贤与客氏，是他一生最光辉的业绩，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政绩。他刚愎自用，轻信妄断。今天黜革大臣，明天诛杀疆吏，以致大臣惶惶不可终日。对于老百姓呢？虽然他屡次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

节俭是传统美德，但过分节俭，便成为守财奴。明思宗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吝啬皇帝，他练习书法时会把纸张正反两面全都写满；置办物品时，他会派人到民间市场讨价还价；逢年过节，皇宫里从来没有歌舞宴乐之事。思宗这种守财奴式的节俭，最终葬送了大明江山。他认为驿站流弊甚多，既让来往官员占了国家的便宜，还得养大量驿卒。为了节省开支，崇祯二年（1629年），他裁撤了陕北驿站，令大批驿卒失业，因无法生存，遂纷纷加入农民起义的行列，李自成也是这些驿卒中的一员，最终率领农民军杀入北京，逼得思宗自缢殉国。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政权。他的百万大军从西安出发，进逼北京，相继攻陷平阳和太原，京师危在旦夕。思宗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讨论是否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紧急入卫北京。吴襄提出，若然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此乃一笔庞大得令思宗不忍割舍的费用，只得放弃这一计划。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实为头等大事。思宗召见吴襄之后，屡次要户部解决这问题。此时国库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银子。户部官员面对思宗严厉责骂，仍然束手无策。至于思宗的私房钱，即所谓“内帑”，却异常丰厚，但思宗哭穷道：“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但诸臣并不相信思宗无钱。左都御史李帮华上疏道：“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陧，粤音迄，意思是动摇不安），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思宗对此装聋作哑，不予批答。后来李自成攻占北京，从明宫搜出的白银，竟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计在内。为了节省100万，而丧失江山社稷，是否值得？

外帑没有钱，内帑又不愿出，思宗惟有强迫勋戚、宦官和朝臣捐金助饷。勋臣见皇帝自己一毛不拔，自然也不愿捐钱，相互推诿。直到三月初，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快要兵临城下，思宗密谕他的老丈人嘉定伯周奎，要他捐银10万两，作勋戚的表率。周奎却说：老臣安得多金？咬紧牙关只认捐一万两。思宗认为一万太少，将数额提到两万。周奎不能再讨价还价，就派人进宫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暗中给家里送去5000两，周奎从中扣下了2000两，以3000两交差，以后就拖着不再交钱。后来大顺军进京，从周奎家抄出的现银就有53万两。大宦官个个腰缠万贯，此时也纷纷装穷。有的在院门外贴上“此房急卖”的招贴，有的把珍宝古玩送到市场出售。至于在京官僚更舍不得出钱，所捐不过几十两而已，思宗嫌少，开始按衙门，后来按官员籍贯，分省强行摊派，最终仍所得甚少，捐出的饷银才不过20多万两，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从天子到臣子都纷纷哭穷，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

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皇帝，对王朝的伤害，远远大过一个平庸惰怠，碌碌无为的皇帝。纵观思宗一生，他怀疑和猜忌身边的所有人。例如田贵妃经常在御前献艺。有一次，思宗听完田贵妃鼓琴，便问在场的周皇后：“后独不能此乎？”周皇后正色回答：“妾本儒家，惟知蚕织耳，妃从何人授指法？”皇后如此一问，使人不禁怀疑田贵妃的出身。思宗遂诘问田贵妃从何习得琴艺。田贵妃回答：“妾母所教。”于是思宗便召田贵妃母亲入宫，当众演奏一曲，才令思宗释怀。思宗的这种多疑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崇祯朝的17年间，思宗一共任用50位内阁大学士，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长官也频繁更换，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7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换来换去，仍未能换出任何一个让思宗满意的官员。思宗对前线领兵作战的统兵大将，同样猜忌，犯了兵家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与后金及农民军作战，而这些人却几无一人得以善终：他们或被思宗处死，或孤军被围无人过问，最终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被逼仓促上阵战死沙场。一代名将袁崇焕因擅杀总兵毛文龙，被思宗猜忌，皇太极只用了一个反间计，就令思宗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将其凌迟处死。

当思宗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又何须客气呢？在思宗执政的最后两年，他既怨恨朝臣，又惊惶失措，时而对朝臣痛下毒手，时而态度谦和，使得群臣无所适从。他曾在盛怒之下，在大殿之上对大臣用刑。御史指控吏部文选郎中吴昌时贪污巨款，结党营私。吴拒不承认错误，辩解说：“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不才，安敢犯此？”思宗亲自审问吴昌时，命用刑打断了吴的小腿。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奏道：“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思宗怒批：“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二阁臣奏道：“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思宗说：“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臣哑口无言。

思宗在位期间，死于其手的朝廷重臣为数甚众，计有：辅臣2人、尚书4人、总督和督师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到了崇祯末年，官员们都害怕因一时不慎，得罪这位喜怒无常的皇帝，轻则罢官，重则被杀。皇帝督责愈严，臣下愈不敢担当；皇帝焦劳愈勤，臣下就愈偷安怠慢。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令思宗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挥军攻陷北京，思宗在煤山自缢，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伴。文武百官纷纷投效新主，除因明末士风败坏，气节沦丧之外，与思宗刻薄寡恩，苛待大臣也大有关系。《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过于仔细），好刚而尚气（意气用事）。”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确是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