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為後世詬病之施政，就是廠衞制度。廠衞是明朝各種直屬皇帝的偵訊機構之總稱，其職能是偵察文武百官的言行舉止。在皇帝特許下，可不經司法機構審判，直接懲治犯人。廠衞包括明太祖所設之錦衣衞、明成祖所設之東廠、明憲宗所設之西廠和明武宗所設之內行廠。除錦衣衞為外官，其長官指揮使由皇帝親信充任外，其餘各機構多由宦官執掌，令天下臣民為之震懾。他們殺人的手段極為殘忍，又不須遵守法律。如此接連不斷，至明朝末期，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朝野上下，都要聽命於武夫和宦官，真是可悲可歎。

錦衣衞的設立

錦衣衞成立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直至明亡為止，前後共260年之久，可謂與有明一代相始終。錦衣衞除了執行偵查、逮捕、審訊等任務外，還有在廷杖時行杖及與法司會審的任務。

廷杖源於元代官場中上級可鞭笞下級的主奴文化，朱元璋雖然推翻元朝統治，卻繼承元朝的廷杖制度，並將其發揚光大。「士可殺，不可辱」在明朝是不適用的。士既可以殺，也可以辱。《大明律》雖無規定廷杖之法，但只要大臣觸怒皇帝，不管你官居何品，身受何職，立即杖罰。由錦衣衞的校尉負責執杖打人，由司禮監太監監刑。若受刑者昏迷，據說喝人尿能令其甦醒。若受傷青痕不過膝蓋，還能救活。在明憲宗前，受刑者不去衣。宦官劉瑾當權後，才令脫衣受打，以後遂成定制。

由於錦衣衞直接聽命於皇帝，故飛揚跋扈，目無法紀，完全不把三法司放在眼裏。犯人在獄中，受盡種種酷刑。在重刑之下，犯人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只能根據審訊的需要，提供各種口供，故能迅速達到審訊的目的。犯人經常因不堪折磨而暴斃獄中。錦衣衞獄卒對此習以為常，他們也會經常在獄中洋洋得意地說：「今夕有當壁挺者。」所謂「壁挺」，就是「死亡」的代名詞。

不過，朱元璋深知特務政治危害匪淺，故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下令撤銷錦衣衞，並下令「詔內外獄無得上錦衣衞，大小咸經法司。」就是一切案件均應交由司法機關審理。朱元璋為昭示廢除錦衣衞的決心，乃當眾焚毀錦衣衞刑具，以示永不重開之意。

然而，後世的發展並不遂朱元璋的意。朱棣從侄子朱允炆手中奪取天下，由於得位不正，害怕天下臣民在背後非議，於是恢復了錦衣衞。錦衣衞雖有逮捕權、審訊權，卻無定罪權，最後仍須將犯人交付法司判決。為此，朱棣又增設北鎮撫司，撫司內設有監獄。由於這些囚徒一般都是皇帝欽命逮辦的「欽犯」，故北鎮撫司獄又稱為「詔獄」。又因掌管詔獄，北鎮撫司職卑而權重，直接對皇帝負責，按照皇帝的好惡行事，不但不受司法部門監督，甚至錦衣衞長官也難以節制。

鎮撫司獄的殘酷恐怖，非常人所能想像。鎮撫司獄的一套刑具，多達18種。其中一種稱「拶」（粵音紮），將犯人十指夾上刑具，然後拉緊。此刑之施，頗有奇特之處，據說「緊拶則肉雖去而骨不傷，稍寬則十指俱折。」這尚是18套酷刑中最輕的，若用其他酷刑，一兩種就能致死，根本等不到 18種全部用過一遍。

宦官執掌東廠

只有錦衣衞監視和鎮壓臣民，朱棣尚嫌不足，又新設由內監執掌的東廠。朱棣起兵於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許多宦官立過大功。故朱棣即位後，相當倚重宦官，乃至不惜違背太祖「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遺訓，以宦官提督東廠。東廠的首領稱為欽差掌印太監，簡稱「總督東廠」或「提督東廠」。宦官與錦衣衞尊稱其為督主，士大夫稱其為廠督，是宦官中的第二號人物，其權勢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由於其機構位於東安門，故稱東廠。最初東廠只負責偵查、逮捕，並無審判之權，但後來東廠為了擴張權力，也設立了自己的監獄。

東廠設有千戶、百戶、掌班、領班、司房等職務，惟親身辦事之人，乃是役長和番役。他們職責甚廣，幾乎無所不管，上至朝廷會審案件，下至朝廷各衙門坐班、六部各種文件，東廠都要參與監管，甚至市場上白菜蘿蔔的售價，也要記錄在案。為了鼓勵番役刺探告密，東廠對密報計件發給獎金，稱為「買起數」。番役刺探的事情不論大小，都通過太監交皇帝過目。東廠特務不但監視百官，連錦衣衞也監視，其權力之大，可見一斑。

西廠與內行廠

成化十二年（1476年），宮中出現「黑眚」異象和妖人李子龍勾結太監私入大內的事件。憲宗震恐，極欲了解宮外的情況，遂派御馬監太監汪直改裝易服出外私訪。一年後汪直回宮復命，很受憲宗器重。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憲宗設置「西廠」，由汪直提督廠事。汪直為壯大西廠實力，把錦衣衞中善於偵察的官校一一網羅門下。西廠在西城，東廠在東城。在汪直任提督時，西廠的規模不斷壯大。從各個王府到邊鎮，西廠校尉遍布大江南北。由於遍地耳目，縱然民間鬥雞遛狗之事，西廠也一目了然。只要稍有出格的言行，就會被從重治罪，不僅民眾人人自危，而且朝臣也惶恐不安。

汪直為了邀功求賞，指使西廠旗校大肆逮捕所謂妖言惑眾之人。同時，部分貪求獎賞者，乃「妄報妖言」，製造假訊息以相投合，栽贓給一些無辜之人。錦衣衞校尉聞風而動，將涉案百姓統統逮捕入獄。由於人們無端被捕，自然拒不認罪，遂被嚴刑逼供，於是冤死者甚眾。於是，西廠打着「除奸保民」的幌子，不斷做着坑害良民的勾當。成化十八年（1482年），憲宗得悉汪直的惡行，遂下旨廢西廠。

武宗時期，大太監劉瑾當權，把特務政治發展到極致。西廠在正德元年（1506年）重開，由太監谷大用負責統領。但東廠、西廠因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在此情況下，劉瑾決定增設內行廠，由他本人直接指揮。內行廠的職能與東、西廠相當，但其偵緝範圍更廣，甚至連東、西廠和錦衣衞都受其監督。內行廠的酷刑異常殘酷，用重達150斤的枷鎖架在犯人身上，不少犯人沒過幾天就被折磨致死，官吏軍民冤死者達數千人之多。直到五年後劉瑾伏誅，武宗才將西廠和內行廠一併廢止。

總而言之，明代特務機關疊床架屋，特務網絡覆蓋全社會，天下臣民生活在特務的監視、威嚇之下。宵小之徒以告密為發跡之道，屈枉良善，魚肉百姓。明末學者沈起堂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廠衞。」明朝滅亡的原因相當複雜，既有滿洲入侵、農民造反，又因昏君輩出，宦官專政，終至覆亡，故將明亡之因完全歸之於廠衞，未免失之片面。不過，廠衞橫行，逼害臣民，導致禮崩樂壞，人心渙散，則無疑使得明朝國勢頹敗，而沈起堂乃明朝遺民，對廠衞之害自然有切膚之痛。廠衞有查辦官吏貪腐之權，但明代的吏治並未得以澄清，反而是貪腐頗為嚴重的王朝，因為廠衞的權力不受監督，其自身也難免腐化。運用一種特權，去反對另一種特權，是無法消除腐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