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为后世诟病之施政，就是厂卫制度。厂卫是明朝各种直属皇帝的侦讯机构之总称，其职能是侦察文武百官的言行举止。在皇帝特许下，可不经司法机构审判，直接惩治犯人。厂卫包括明太祖所设之锦衣卫、明成祖所设之东厂、明宪宗所设之西厂和明武宗所设之内行厂。除锦衣卫为外官，其长官指挥使由皇帝亲信充任外，其余各机构多由宦官执掌，令天下臣民为之震慑。他们杀人的手段极为残忍，又不须遵守法律。如此接连不断，至明朝末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朝野上下，都要听命于武夫和宦官，真是可悲可叹。

锦衣卫的设立

锦衣卫成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直至明亡为止，前后共260年之久，可谓与有明一代相始终。锦衣卫除了执行侦查、逮捕、审讯等任务外，还有在廷杖时行杖及与法司会审的任务。

廷杖源于元代官场中上级可鞭笞下级的主奴文化，朱元璋虽然推翻元朝统治，却继承元朝的廷杖制度，并将其发扬光大。“士可杀，不可辱”在明朝是不适用的。士既可以杀，也可以辱。《大明律》虽无规定廷杖之法，但只要大臣触怒皇帝，不管你官居何品，身受何职，立即杖罚。由锦衣卫的校尉负责执杖打人，由司礼监太监监刑。若受刑者昏迷，据说喝人尿能令其苏醒。若受伤青痕不过膝盖，还能救活。在明宪宗前，受刑者不去衣。宦官刘瑾当权后，才令脱衣受打，以后遂成定制。

由于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故飞扬跋扈，目无法纪，完全不把三法司放在眼里。犯人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在重刑之下，犯人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只能根据审讯的需要，提供各种口供，故能迅速达到审讯的目的。犯人经常因不堪折磨而暴毙狱中。锦衣卫狱卒对此习以为常，他们也会经常在狱中洋洋得意地说：“今夕有当壁挺者。”所谓“壁挺”，就是“死亡”的代名词。

不过，朱元璋深知特务政治危害匪浅，故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下令撤销锦衣卫，并下令“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就是一切案件均应交由司法机关审理。朱元璋为昭示废除锦衣卫的决心，乃当众焚毁锦衣卫刑具，以示永不重开之意。

然而，后世的发展并不遂朱元璋的意。朱棣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天下，由于得位不正，害怕天下臣民在背后非议，于是恢复了锦衣卫。锦衣卫虽有逮捕权、审讯权，却无定罪权，最后仍须将犯人交付法司判决。为此，朱棣又增设北镇抚司，抚司内设有监狱。由于这些囚徒一般都是皇帝钦命逮办的“钦犯”，故北镇抚司狱又称为“诏狱”。又因掌管诏狱，北镇抚司职卑而权重，直接对皇帝负责，按照皇帝的好恶行事，不但不受司法部门监督，甚至锦衣卫长官也难以节制。

镇抚司狱的残酷恐怖，非常人所能想像。镇抚司狱的一套刑具，多达18种。其中一种称“拶”（粤音扎），将犯人十指夹上刑具，然后拉紧。此刑之施，颇有奇特之处，据说“紧拶则肉虽去而骨不伤，稍宽则十指俱折。”这尚是18套酷刑中最轻的，若用其他酷刑，一两种就能致死，根本等不到 18种全部用过一遍。

宦官执掌东厂

只有锦衣卫监视和镇压臣民，朱棣尚嫌不足，又新设由内监执掌的东厂。朱棣起兵于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大功。故朱棣即位后，相当倚重宦官，乃至不惜违背太祖“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遗训，以宦官提督东厂。东厂的首领称为钦差掌印太监，简称“总督东厂”或“提督东厂”。宦官与锦衣卫尊称其为督主，士大夫称其为厂督，是宦官中的第二号人物，其权势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由于其机构位于东安门，故称东厂。最初东厂只负责侦查、逮捕，并无审判之权，但后来东厂为了扩张权力，也设立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设有千户、百户、掌班、领班、司房等职务，惟亲身办事之人，乃是役长和番役。他们职责甚广，几乎无所不管，上至朝廷会审案件，下至朝廷各衙门坐班、六部各种文件，东厂都要参与监管，甚至市场上白菜萝卜的售价，也要记录在案。为了鼓励番役刺探告密，东厂对密报计件发给奖金，称为“买起数”。番役刺探的事情不论大小，都通过太监交皇帝过目。东厂特务不但监视百官，连锦衣卫也监视，其权力之大，可见一斑。

西厂与内行厂

成化十二年（1476年），宫中出现“黑眚”异象和妖人李子龙勾结太监私入大内的事件。宪宗震恐，极欲了解宫外的情况，遂派御马监太监汪直改装易服出外私访。一年后汪直回宫复命，很受宪宗器重。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宪宗设置“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汪直为壮大西厂实力，把锦衣卫中善于侦察的官校一一网罗门下。西厂在西城，东厂在东城。在汪直任提督时，西厂的规模不断壮大。从各个王府到边镇，西厂校尉遍布大江南北。由于遍地耳目，纵然民间斗鸡遛狗之事，西厂也一目了然。只要稍有出格的言行，就会被从重治罪，不仅民众人人自危，而且朝臣也惶恐不安。

汪直为了邀功求赏，指使西厂旗校大肆逮捕所谓妖言惑众之人。同时，部分贪求奖赏者，乃“妄报妖言”，制造假讯息以相投合，栽赃给一些无辜之人。锦衣卫校尉闻风而动，将涉案百姓统统逮捕入狱。由于人们无端被捕，自然拒不认罪，遂被严刑逼供，于是冤死者甚众。于是，西厂打着“除奸保民”的幌子，不断做着坑害良民的勾当。成化十八年（1482年），宪宗得悉汪直的恶行，遂下旨废西厂。

武宗时期，大太监刘瑾当权，把特务政治发展到极致。西厂在正德元年（1506年）重开，由太监谷大用负责统领。但东厂、西厂因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在此情况下，刘瑾决定增设内行厂，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内行厂的职能与东、西厂相当，但其侦缉范围更广，甚至连东、西厂和锦衣卫都受其监督。内行厂的酷刑异常残酷，用重达150斤的枷锁架在犯人身上，不少犯人没过几天就被折磨致死，官吏军民冤死者达数千人之多。直到五年后刘瑾伏诛，武宗才将西厂和内行厂一并废止。

总而言之，明代特务机关叠床架屋，特务网络覆盖全社会，天下臣民生活在特务的监视、威吓之下。宵小之徒以告密为发迹之道，屈枉良善，鱼肉百姓。明末学者沈起堂谓“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明朝灭亡的原因相当复杂，既有满洲入侵、农民造反，又因昏君辈出，宦官专政，终至覆亡，故将明亡之因完全归之于厂卫，未免失之片面。不过，厂卫横行，逼害臣民，导致礼崩乐坏，人心涣散，则无疑使得明朝国势颓败，而沈起堂乃明朝遗民，对厂卫之害自然有切肤之痛。厂卫有查办官吏贪腐之权，但明代的吏治并未得以澄清，反而是贪腐颇为严重的王朝，因为厂卫的权力不受监督，其自身也难免腐化。运用一种特权，去反对另一种特权，是无法消除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