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當戶對」、「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這些古老說法，正是古時重視社會地位的反映。「門當」和「戶對」一詞，最早見於元代王實甫《西廂記》，主角書生張珙與相國千金崔鶯鶯相戀，但因身份地位懸殊而遭相國夫人阻難。在當時社會裏，張生與鶯鶯的社會地位實在有天淵之別。張生是布衣，鶯鶯是博陵崔氏，是唐代中葉的名門望族中最高的四姓五家大士族之一。相國夫人反對他們的結合，自是理所當然。這些都由家譜中盡見倫理規範。北宋文學家歐陽修曾指出：「族譜之作，所以推其本，聯其支，而尊尊親親之道存焉。」說明家譜有宣揚道德教化，以達到尊祖、敬宗的作用。家譜既發揮了規範人倫的作用，也就自然得到官方的認可和鼓勵。

譜牒文化

家譜亦稱為譜牒，以家庭、宗族的世系為內容的家族歷史檔案文獻。家譜有別親疏、明統系的功能，起着連繫宗族的重要作用，對鞏固封建政權、維護封建統治最為重要。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制度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家族成員的身份和地位是根據宗親的血緣關係來界定的。個人在家族內的身份地位，又影響到其社會關係。所以界定家族成員的家譜，在古時成為每個人重要的身份依據。

宗法制度在西周時期確立。為了維護宗法制度，需要記載血緣關係、嫡庶長幼的家譜在周代受到非常重視，當時國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譜的制度，設置專人負責記錄和管理周王室的家譜。各國諸侯也設有相關制度。《周禮‧春官》記載：「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周代的家譜屬於以周天子為首的周宗室，它所明的統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統系，所辨的親疏是尊卑貴賤的親疏。

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到秦統一六國，舊的諸侯貴族制度已經瓦解。兩漢時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佔統治地位，兩漢的家譜功能得以恢復及重建宗族。魏晉時期，家譜發展繁盛。當時不論選官或婚姻，都要以家譜為憑。曹魏建立政權後，在選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由於評定人物等級的「中正」大多來自世家大族，因此門第的高下就成為主要的品評標準，以致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而由於門第與選官有直接關係，因此政府有需要參與譜牒的編修和審查。當時庶族想成為士族，就要採用合族通譜的方法，通過威逼利誘把自己的家族寫在士族的家譜中。實際上士庶閥閱分明，一般庶族要攀附士族，難乎其難。世家大族為維護門第，堅持士庶不通婚。凡是談婚論嫁，皆要查看家譜，只有閥閱相當，才能通婚。南宋譜學家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說：「官之選舉必由薄狀，家之婚姻必由譜系」，就是這個意思。

唐朝建立時，由於實行科舉制，士族的政治特權逐漸式微，但他們仍然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唐朝的政治勢力主要源自關隴士族，但其門第聲望卻遠不如山東士族。為了提高聲望，唐室曾多次實行官修家譜，如唐太宗的《氏族志》，武則天的《姓氏錄》等。雖然唐室通過官修譜牒刻意壓制山東士族，但社會對山東士族的名望仍是十分認同，以致關隴士族中如房玄齡、魏徵等人，都不惜巨額聘金與山東士族通婚，時稱「賣婚」。

唐末五代，戰亂頻繁，大批士族成員被殺，門閥制度遭到破壞。這段時期，大量譜牒被燒毀，蕩然無存，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家族的世系。宋代時，由於譜牒散佚殆盡，原來「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局面已不復存在。同時，由於譜牒與選官無關，官府也不再過問家譜的編修。自此，私人修撰家譜逐漸成為新趨勢。

明清以後，朝廷繼續提倡纂修家譜，以致百姓修譜成為潮流。隨着普及修譜和人口增加，當時家譜的規模愈修愈大，出現了「會千萬人於一家，統千百世於一人」的家譜。家譜的規範既大，其世系的可靠性也就難以確認。事實上，當時的家譜往往攀附同姓的歷史名人。如曹姓家族常會自認漢宰相曹參、唐宰相曹確、宋開國元勳曹彬之後，然而貴為魏武帝的曹操卻無人問津，這相信與曹操在民間通俗文化中的負面形象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