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当户对”、“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这些古老说法，正是古时重视社会地位的反映。“门当”和“户对”一词，最早见于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主角书生张珙与相国千金崔莺莺相恋，但因身份地位悬殊而遭相国夫人阻难。在当时社会里，张生与莺莺的社会地位实在有天渊之别。张生是布衣，莺莺是博陵崔氏，是唐代中叶的名门望族中最高的四姓五家大士族之一。相国夫人反对他们的结合，自是理所当然。这些都由家谱中尽见伦理规范。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指出：“族谱之作，所以推其本，联其支，而尊尊亲亲之道存焉。”说明家谱有宣扬道德教化，以达到尊祖、敬宗的作用。家谱既发挥了规范人伦的作用，也就自然得到官方的认可和鼓励。

谱牒文化

家谱亦称为谱牒，以家庭、宗族的世系为内容的家族历史档案文献。家谱有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起着连系宗族的重要作用，对巩固封建政权、维护封建统治最为重要。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族成员的身份和地位是根据宗亲的血缘关系来界定的。个人在家族内的身份地位，又影响到其社会关系。所以界定家族成员的家谱，在古时成为每个人重要的身份依据。

宗法制度在西周时期确立。为了维护宗法制度，需要记载血缘关系、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受到非常重视，当时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置专人负责记录和管理周王室的家谱。各国诸侯也设有相关制度。《周礼‧春官》记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周代的家谱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宗室，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到秦统一六国，旧的诸侯贵族制度已经瓦解。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两汉的家谱功能得以恢复及重建宗族。魏晋时期，家谱发展繁盛。当时不论选官或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曹魏建立政权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大多来自世家大族，因此门第的高下就成为主要的品评标准，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而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关系，因此政府有需要参与谱牒的编修和审查。当时庶族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通过威逼利诱把自己的家族写在士族的家谱中。实际上士庶阀阅分明，一般庶族要攀附士族，难乎其难。世家大族为维护门第，坚持士庶不通婚。凡是谈婚论嫁，皆要查看家谱，只有阀阅相当，才能通婚。南宋谱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官之选举必由薄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就是这个意思。

唐朝建立时，由于实行科举制，士族的政治特权逐渐式微，但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唐朝的政治势力主要源自关陇士族，但其门第声望却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声望，唐室曾多次实行官修家谱，如唐太宗的《氏族志》，武则天的《姓氏录》等。虽然唐室通过官修谱牒刻意压制山东士族，但社会对山东士族的名望仍是十分认同，以致关陇士族中如房玄龄、魏征等人，都不惜巨额聘金与山东士族通婚，时称“卖婚”。

唐末五代，战乱频繁，大批士族成员被杀，门阀制度遭到破坏。这段时期，大量谱牒被烧毁，荡然无存，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家族的世系。宋代时，由于谱牒散佚殆尽，原来“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同时，由于谱牒与选官无关，官府也不再过问家谱的编修。自此，私人修撰家谱逐渐成为新趋势。

明清以后，朝廷继续提倡纂修家谱，以致百姓修谱成为潮流。随着普及修谱和人口增加，当时家谱的规模愈修愈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家谱。家谱的规范既大，其世系的可靠性也就难以确认。事实上，当时的家谱往往攀附同姓的历史名人。如曹姓家族常会自认汉宰相曹参、唐宰相曹确、宋开国元勋曹彬之后，然而贵为魏武帝的曹操却无人问津，这相信与曹操在民间通俗文化中的负面形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