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诗词文等文学创作中，散文成就最高，并有《新五代史》、《新唐书》等史学著作。王安石是受知于欧阳修的人，他是经同乡好友曾巩介绍而博得欧阳修的赏识和举荐。

嘉祐元年（1056年），王安石在京任群牧判官，欧阳修时任翰林学士。当王安石第一次去拜访这位老前辈时，欧阳修倒屐出迎，对王安石的文才极为称赞。临别之际，欧阳修有《赠王介甫》一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流连。

可见，欧阳修是把王安石比作自己平生最敬佩的文学家李白和韩愈。对王安石的安贫乐道、不肯与时俯仰的狷介品格予以充分肯定；字里行间流露出长者对后辈的奖掖、爱护与期望，也表现了欧阳修的谦虚大度和开阔胸襟。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中曾向皇上举荐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王安石遂有《奉酬永叔见赠》一诗：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王安石在答诗中对文坛前辈欧阳修表达了真诚的钦敬之情，并表示了自己要以孟轲、韩愈为榜样，“传道义”、“学文章”，造福国家和人民。确实，“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中”，在欧阳修去世后，学识声望能继承欧阳修者，只有王安石、曾巩与苏轼。

王安石有《祭欧阳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颖水之湄。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王安石此文作于熙宁五年（1072年），当时52岁，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祭文开始先泛说天道难知，生死莫测。后笔锋一转，讲像欧阳修这样“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的人，则虽死亦可无所遗憾。起笔就屈折不凡，充溢着礼赞之情。接着笔酣墨饱地称颂欧公的文章、功业和气节。写其文章，先说他品格、才能、才智、学识蓄积精深，因此文章卓特，评说意境高远；继用“豪健俊伟，怪巧瑰琦”两句，总提欧公的散文成就，既概括又准确；再以四个比喻：“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赞其文章内涵深蕴广博，外表光彩闪耀，有的婉曲顿挫，有的雄放明快，说得非常形象贴切；后又用“读其文，则其人可知”一句，过渡到敍其气节功业，转折自然。

祭文的后半部分颂扬欧阳修果敢刚正的节操，是用他四十年宦途的坎坷崎岖来衬托；写其千载一时的功业，则选取他与诸公参订英宗即位之事作代表；末了又概敍其出处进退不苟，死后精神不朽，写法多变，错落有致。文章的最后，作者还满含深情地表达了对欧公的向慕想望之意，以收结全文。正如清代蔡上翔所评：“欧公之其人其文，其立朝大节，其坎坷困顿，与夫生平知己之感，死后临风想望之情，无不具见于其中。”（《王荆公年略考略》卷十七）

欧阳修生前极为推崇王安石，并给予奖掖。王安石也很尊敬欧阳修，后来欧阳修在晚年曾经反对青苗法，两人政见有所不同，但王安石对欧阳修文章功业总的看法并未改变。《宋史‧王安石本传》所载王安石曾痛诋欧阳修“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完全是不实之事。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已作了有力的辩证。相反，王安石虽然后来和欧阳修政见不同，但仍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予以热情颂扬，甚至在所有祭欧的文章中，对欧的评价是最高的，这恰恰反映了王安石磊落阔大的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从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而言，清代桐城派的姚鼐认为哀祭之文，“后世惟退之（韩愈）、介甫而已”。（《古文辞类纂‧序目》）。此文行文自然，感情深挚，气势豪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确是对古代祭文中的佼佼者，为世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