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互相攻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在党争频仍的宋代，士大夫对政敌口诛笔伐更是司空见惯，今仅围绕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谏官对宰相吕夷简（公元979－1044年）的攻击略作讨论。

吕夷简，字坦夫，寿州人，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其后在天圣七年（1029年）获宋仁宗任命为宰相。在他主政的晚年，宋廷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内忧和外患。在内政方面，大臣宋祁（公元998－1061年）在向仁宗皇帝的奏疏中提到“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陛下官五倍于旧”，指出大量的冗官、冗兵和冗费导致宋廷内部财用匮乏。另一困扰宋廷的是境内盗贼蠭起，根据当时大臣欧阳修（1007－1072年）的描述，“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在外交方面，自党项首领李元昊（1003－1048年）于景祐五年（1038年）脱离宋朝自立为帝，建立西夏政权后，宋与西夏在此后数年间爆发了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等大规模战役，但大都战败告终。而北方的辽国有见宋廷内外交困，亦借机逼使宋廷增加每年对辽输出的金帛。

有见及此，宋仁宗决意改革，尽管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罢免吕夷简宰相的职事，但仍容许吕与中书、枢密院同议军国大事。然而，仁宗对吕夷简仍“宠遇不衰”，谏官蔡襄（1012－1067年）为免仁宗回心转意，重新起用吕夷简，遂于庆历三年四月上〈乞罢吕夷简商量军国事奏〉一疏，当中具体列举了吕夷简为相期间的七大过错：首先，吕夷简自执政以来数次贬谪言官，以致台谏官员“或谪千里，或抑数年，或缘私恨”。这些举措被蔡襄视为“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贤，以泄己怒”，使天下之人不敢再向皇帝提出忠言直谏，这归咎于吕当政时“绝忠谠之嘉谟，成本朝之阙政”。再者，吕夷简“为性不臧，欲人附己”的取向助长了士大夫阿谀奉承的风气，其过错在于“废廉耻之节，成奔竞之风”。第三，吕广施恩惠以吸纳羽翼，“使天下之人迷大公之论，有朋党之议”。其次，吕并未有尽“进贤退不肖”的职责，以致“冗官甚多，曾不裁损。奇材异绩，不闻奖拔”。由于赏罚并不分明，遂“使天下贪廉混淆，善恶无别”。此外，吕未有行“富国恤民”之事。由于天下州县均须承担宋廷与西夏作战的经费，以致“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力殚竭，嗟怨嗷嗷，闻于道路”，而“兴材利，宽民力”这一理想逐渐变得遥不可及。第六，吕夷简亦须为宋廷对西夏作战失利后所蒙受的土地和军民损失负责，因为吕未能制定“怀忠诛逆”的方略，遂“使生灵肝血涂染砂碛，父子夫妇存殁冤痛”。最后，辽国乘宋军对西夏战败“妄请关南之地，岁增金帛仅二十万，而犹勒兵压境，坚求纳字，凌胁中国”，亦是由于吕未能“畅国威，制邻敌”。在列举吕夷简任相期间的七大过失后，蔡襄总结“夷简出入中书且二十年，不为陛下兴利除害，茍且姑息，以致事事隳坏如此。”吕夷简或许有见此前施政未获认同，遂于同月“请罢豫军国大事”，并获得仁宗批准。

尽管吕夷简在名义上已被罢免参预军政的大权，但他仍试图通过向仁宗呈上密奏而左右朝政。对此，另一谏官欧阳修在其〈论止绝吕夷简暗入文字劄子〉中提出抗议，当中继续抨击吕夷简任相期间的不当之处：“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为陛下外平四夷，内安百姓，致得二虏交构，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赏罚不中，凡百纪纲，几至大坏。”类似的批评亦见于欧阳修的另一劄子：“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纪纲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此后不久，吕夷简即上表请老，并获授太尉致仕。在吕夷简退出政治舞台后，仁宗重用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等新兴士大夫推行庆历新政，试图改变当时内外交侵的困境。

蔡襄和欧阳修对吕夷简的攻击，当中固然不乏片面之词或夸张失实之处，但当政者若能从政敌的攻击中吸取养分，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反思自身，从而纠正过往施政的缺失，亦未尝不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若然自觉力有不逮，或自知不为众议所容，则如吕夷简般及早退位让贤亦不失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