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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諫官對大宰相—宋朝諫官的文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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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靖像(呂夷簡),《古聖賢像傳略》(共十六卷),清代顧沅輯錄、孔蓮卿繪,清道光十年刊本。(圖片提供:孔蓮卿/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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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互相攻伐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而在黨爭頻仍的宋代,士大夫對政敵口誅筆伐更是司空見慣,今僅圍繞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年)諫官對宰相呂夷簡(公元979-1044年)的攻擊略作討論。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於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中進士,其後在天聖七年(1029年)獲宋仁宗任命為宰相。在他主政的晚年,宋廷面對着不同程度的內憂和外患。在內政方面,大臣宋祁(公元998-1061年)在向仁宗皇帝的奏疏中提到「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陛下官五倍於舊」,指出大量的冗官、冗兵和冗費導致宋廷內部財用匱乏。另一困擾宋廷的是境內盜賊蠭起,根據當時大臣歐陽修(1007-1072年)的描述,「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在外交方面,自黨項首領李元昊(1003-1048年)於景祐五年(1038年)脫離宋朝自立為帝,建立西夏政權後,宋與西夏在此後數年間爆發了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等大規模戰役,但大都戰敗告終。而北方的遼國有見宋廷內外交困,亦借機逼使宋廷增加每年對遼輸出的金帛。

 

有見及此,宋仁宗決意改革,儘管仁宗於慶曆三年(1043年)三月罷免呂夷簡宰相的職事,但仍容許呂與中書、樞密院同議軍國大事。然而,仁宗對呂夷簡仍「寵遇不衰」,諫官蔡襄(1012-1067年)為免仁宗回心轉意,重新起用呂夷簡,遂於慶曆三年四月上〈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奏〉一疏,當中具體列舉了呂夷簡為相期間的七大過錯:首先,呂夷簡自執政以來數次貶謫言官,以致台諫官員「或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這些舉措被蔡襄視為「假託人主威權,以逐忠賢,以泄己怒」,使天下之人不敢再向皇帝提出忠言直諫,這歸咎於呂當政時「絕忠讜之嘉謨,成本朝之闕政」。再者,呂夷簡「為性不臧,欲人附己」的取向助長了士大夫阿諛奉承的風氣,其過錯在於「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第三,呂廣施恩惠以吸納羽翼,「使天下之人迷大公之論,有朋黨之議」。其次,呂並未有盡「進賢退不肖」的職責,以致「冗官甚多,曾不裁損。奇材異績,不聞獎拔」。由於賞罰並不分明,遂「使天下貪廉混淆,善惡無別」。此外,呂未有行「富國恤民」之事。由於天下州縣均須承擔宋廷與西夏作戰的經費,以致「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力殫竭,嗟怨嗷嗷,聞於道路」,而「興材利,寬民力」這一理想逐漸變得遙不可及。第六,呂夷簡亦須為宋廷對西夏作戰失利後所蒙受的土地和軍民損失負責,因為呂未能制定「懷忠誅逆」的方略,遂「使生靈肝血塗染砂磧,父子夫婦存歿冤痛」。最後,遼國乘宋軍對西夏戰敗「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亦是由於呂未能「暢國威,制鄰敵」。在列舉呂夷簡任相期間的七大過失後,蔡襄總結「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茍且姑息,以致事事隳壞如此。」呂夷簡或許有見此前施政未獲認同,遂於同月「請罷豫軍國大事」,並獲得仁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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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福建泉州洛陽橋(萬安橋)上的蔡襄雕像(圖片提供:楊興斌/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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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呂夷簡在名義上已被罷免參預軍政的大權,但他仍試圖通過向仁宗呈上密奏而左右朝政。對此,另一諫官歐陽修在其〈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中提出抗議,當中繼續抨擊呂夷簡任相期間的不當之處:「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類似的批評亦見於歐陽修的另一劄子:「以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紀綱大隳,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此後不久,呂夷簡即上表請老,並獲授太尉致仕。在呂夷簡退出政治舞台後,仁宗重用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等新興士大夫推行慶曆新政,試圖改變當時內外交侵的困境。

 

蔡襄和歐陽修對呂夷簡的攻擊,當中固然不乏片面之詞或誇張失實之處,但當政者若能從政敵的攻擊中吸取養分,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反思自身,從而糾正過往施政的缺失,亦未嘗不是「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若然自覺力有不逮,或自知不為眾議所容,則如呂夷簡般及早退位讓賢亦不失為上策。

上載日期:
2022年0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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