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為了防止類似唐末五代分裂割據局面的重演，大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地方上雖沿襲唐後期的三級建制，但各級地方政府的兵權、財權、司法權都收歸朝廷。宋代每個官員至少有「官」和「差遣」兩個頭銜。「官」指本官或正官，北宋前期由「三省六部」等機構官名組成，如左僕射、工部尚書等。不過有這些官號者，其實並不過問尚書省或工部的事務，官號只用來確定官員的等級，即屬於幾品官，以及確定這個官員應該得到多少俸祿，所以又稱「寄祿官」。「差遣」才是他們實際擔任的職務，又稱「職事官」，常帶有判、知、權、提舉等字。由於本官與職事分離，容易造成混亂，所以宋神宗元豐年間（1067—1085年）改制，用唐朝表示附加性官銜的散官名稱來作為寄祿官，如光祿大夫、朝請郎等，而「三省六部」等機構官名與差遣統一，即都是官員實際擔任的職務，都稱「職事官」。寄祿官與職事官（差遣官）分離的制度，有利於提拔資格低，但有才能的官員擔任要職，也可撤換無能的官員擔任閒職。宋代時宰相一職仍然十分重要，但軍權卻被剝奪或削弱，由中央設樞密院與宰相機構，分別掌管軍政和民政，俗稱「東西二府制」，宰相的財權亦一度被削弱。宋代皇權雖然大大加強，不過仍受到宰相、諫官、史官等制約。總之，宋代官制儘管繁雜多變，卻是中國古代官僚制度上最完善的階段。

二府，即宰相機構（俗稱東府）和樞密院（俗稱西府）。北宋前期宰相機構是「中書門下」，宰相的差遣頭銜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相是「參知政事」，趙普（公元922—992年）就是宋初有名的宰相。宋神宗元豐年間（1067—1085年）中央改制，撤銷「中書門下」，恢復唐初三省制度，但三省長官從不授人，卻用尚書省副長官左右僕射代行尚書令職權：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省副長官）代行侍中職權；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書省副長官）代行中書令職權。他們是正宰相，又分別稱左相和右相。以後宰相名稱有過幾次變化，基本上稱左、右相或左、右丞相。副宰相也有尚書左右丞、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和參知政事等不同稱謂。正副宰相總額一般不超過五員，辦事機構改在尚書省內的都堂。

北宋前期宰相不能過問財政事務，由稱為「三司」的機構負責，北宋元豐年間改制，取消三司，宰相恢復了財權。唯宰相的軍權卻大為削弱，改由樞密院管理，長官為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副長官為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等。北宋宰相機構（俗稱東府）與樞密院（俗稱西府）對掌文武事務，內部公事互相不得聞議，兩府官員上殿奏事分為先後，也互不得知。後來遇到大事，才容許兩府可以一起討論重要軍政。南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以後，因外患壓力增大，宰相才得以兼任樞密使。宋代官員任用上「右文抑武」，兩府首長官員（合稱宰執）絕大部分由文臣擔任。唐中期起，一些武人以藩鎮割據，造成晚唐和五代之亂，這使宋代君臣意識到軍人操政的危險。宋立國後立刻罷諸將軍權，不僅地方長官都以文人充任，甚至是中央機構中專門的軍事部門，如樞密院的主要官員，也都以文官擔任，武將就只剩下作戰的任務了。這種「右文抑武」的政策成為宋代官員任用上的金科玉律，宋太祖（公元960—976年）就曾說過「不怕文官愛刮，就怕武將愛殺」。只有狄青、韓世忠、岳飛等極少數人，因軍功卓著，一度擔任樞密院正副長官，但很快受到猜忌甚至被群起攻擊。文武分途、重文輕武的習氣從此一直延續下來。

鑑於唐代藩鎮割據，宋代立國後，派遣中央朝官直接掌握州、縣二級的權力，打破了以前由節度使及一些州刺史等武臣專制地方的局面。但全國有二百多個州級行政單位，都直屬朝廷，中央實在難以直接管理，於是在唐後期「道」的基礎上，於全國設十來個「路」，每路轄數個州。路置「轉運使」，總領一路財賦，同時監督州縣官吏。未幾，轉運使的職能範圍逐漸擴展到軍、民、財、刑等方面，宋政府擔心轉運使權力過重，重演漢刺史、唐節度使在地方割據的歷史。於是另設提點刑獄使、提舉常平使、安撫使等，分掌一路的司法、財政和軍政等權，轉運使則主掌民政。這些路級官員互不統屬，分掌的地域範圍也不完全重疊，但他們都具有監察州縣的職權，同時又彼此監督。宋代州的長官為知州，歐陽修曾作過滁州知州，與州平級但地位較尊的為府，京府長官稱「尹」或稱「知府」，包拯任過知開封府。軍、監也與州平級。一些地勢重要、戶口少，而不能成為州的地區設軍，長官為軍使或知軍，一些鹽場、銅錢鑄所設監，長官為監使或知監。州下為縣，長官稱知縣或縣令。儘管宋代州縣不隸屬於路，路級官員不准干預州縣事務，路也沒有單一長官，實際上是一種虛化的政區，但宋代地方行政建制仍可看作是三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