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为了防止类似唐末五代分裂割据局面的重演，大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地方上虽沿袭唐后期的三级建制，但各级地方政府的兵权、财权、司法权都收归朝廷。宋代每个官员至少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官”指本官或正官，北宋前期由“三省六部”等机构官名组成，如左仆射、工部尚书等。不过有这些官号者，其实并不过问尚书省或工部的事务，官号只用来确定官员的等级，即属于几品官，以及确定这个官员应该得到多少俸禄，所以又称“寄禄官”。“差遣”才是他们实际担任的职务，又称“职事官”，常带有判、知、权、提举等字。由于本官与职事分离，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宋神宗元丰年间（1067—1085年）改制，用唐朝表示附加性官衔的散官名称来作为寄禄官，如光禄大夫、朝请郎等，而“三省六部”等机构官名与差遣统一，即都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都称“职事官”。寄禄官与职事官（差遣官）分离的制度，有利于提拔资格低，但有才能的官员担任要职，也可撤换无能的官员担任闲职。宋代时宰相一职仍然十分重要，但军权却被剥夺或削弱，由中央设枢密院与宰相机构，分别掌管军政和民政，俗称“东西二府制”，宰相的财权亦一度被削弱。宋代皇权虽然大大加强，不过仍受到宰相、谏官、史官等制约。总之，宋代官制尽管繁杂多变，却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上最完善的阶段。

二府，即宰相机构（俗称东府）和枢密院（俗称西府）。北宋前期宰相机构是“中书门下”，宰相的差遣头衔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是“参知政事”，赵普（公元922—992年）就是宋初有名的宰相。宋神宗元丰年间（1067—1085年）中央改制，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但三省长官从不授人，却用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职权：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门下省副长官）代行侍中职权；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中书省副长官）代行中书令职权。他们是正宰相，又分别称左相和右相。以后宰相名称有过几次变化，基本上称左、右相或左、右丞相。副宰相也有尚书左右丞、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参知政事等不同称谓。正副宰相总额一般不超过五员，办事机构改在尚书省内的都堂。

北宋前期宰相不能过问财政事务，由称为“三司”的机构负责，北宋元丰年间改制，取消三司，宰相恢复了财权。唯宰相的军权却大为削弱，改由枢密院管理，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等。北宋宰相机构（俗称东府）与枢密院（俗称西府）对掌文武事务，内部公事互相不得闻议，两府官员上殿奏事分为先后，也互不得知。后来遇到大事，才容许两府可以一起讨论重要军政。南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以后，因外患压力增大，宰相才得以兼任枢密使。宋代官员任用上“右文抑武”，两府首长官员（合称宰执）绝大部分由文臣担任。唐中期起，一些武人以藩镇割据，造成晚唐和五代之乱，这使宋代君臣意识到军人操政的危险。宋立国后立刻罢诸将军权，不仅地方长官都以文人充任，甚至是中央机构中专门的军事部门，如枢密院的主要官员，也都以文官担任，武将就只剩下作战的任务了。这种“右文抑武”的政策成为宋代官员任用上的金科玉律，宋太祖（公元960—976年）就曾说过“不怕文官爱刮，就怕武将爱杀”。只有狄青、韩世忠、岳飞等极少数人，因军功卓著，一度担任枢密院正副长官，但很快受到猜忌甚至被群起攻击。文武分途、重文轻武的习气从此一直延续下来。

鉴于唐代藩镇割据，宋代立国后，派遣中央朝官直接掌握州、县二级的权力，打破了以前由节度使及一些州刺史等武臣专制地方的局面。但全国有二百多个州级行政单位，都直属朝廷，中央实在难以直接管理，于是在唐后期“道”的基础上，于全国设十来个“路”，每路辖数个州。路置“转运使”，总领一路财赋，同时监督州县官吏。未几，转运使的职能范围逐渐扩展到军、民、财、刑等方面，宋政府担心转运使权力过重，重演汉刺史、唐节度使在地方割据的历史。于是另设提点刑狱使、提举常平使、安抚使等，分掌一路的司法、财政和军政等权，转运使则主掌民政。这些路级官员互不统属，分掌的地域范围也不完全重叠，但他们都具有监察州县的职权，同时又彼此监督。宋代州的长官为知州，欧阳修曾作过滁州知州，与州平级但地位较尊的为府，京府长官称“尹”或称“知府”，包拯任过知开封府。军、监也与州平级。一些地势重要、户口少，而不能成为州的地区设军，长官为军使或知军，一些盐场、铜钱铸所设监，长官为监使或知监。州下为县，长官称知县或县令。尽管宋代州县不隶属于路，路级官员不准干预州县事务，路也没有单一长官，实际上是一种虚化的政区，但宋代地方行政建制仍可看作是三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