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修《四庫全書》正值清代乾隆盛世，是中國社會相對穩定而繁榮的時期。當時經濟持續發展，政治高度穩定，疆域統一及空前廣袤，為統治者從事大規模文化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此外，中國古代歷史上盛世修書的傳統、清代學術風氣轉變，以及適應這變化而產生的「儒藏說」，也為開展大型文化工程提供必要的學術條件。在種種因素影響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發佈徵書諭旨，其後更由一個地方學政呈上的奏摺，發展成為一項大規模纂修《四庫全書》的文化工程。

自漢代儒生陸賈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至理名言，勸誡剛剛建立漢朝的高祖皇帝劉邦講求文治以來，「以武開基，右文致治」就被歷代統治者奉為治理天下的法寶，文治武功也成為衡量歷代王朝興衰、國家治亂的標誌。綜觀歷史，歷代統治者講求文治最常用的方法是搜求典籍、編纂圖書。歷代王朝幾乎都有訪書、編書的舉措，這在王朝鼎盛時期尤為如此。編纂大型圖書不僅構成中國數千年歷史進程中獨特的人文景觀，更形成中國古代盛世修書的優良傳統。編纂《四庫全書》正是這一優良傳統的發揚和光大。

編纂《四庫全書》，與清代以來學術風氣的轉變以及「儒藏說」的提出也有密切關係。清朝初年，人們剛經歷改朝換代的重大變故，痛定思痛，著名思想家、學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從親身經歷和明朝滅亡的慘痛教訓中，深切感受到明末空疏學風的危害，轉而大力提倡經世致用，強調博學實證，學術界也興起一種新的以經世致用為宗旨，以樸實考經證史為方法的實學思潮。康熙以後，清朝統治穩定下來，學術潮流逐漸向古代經學回歸，形成以考據為特色的清代漢學。文字、音韻、訓詁的研究受到學者重視，對文獻典籍的搜集和整理，成為學者的共同要求。乾隆初年，有一位叫周永年的學者寫下一篇很有影響力的文章──《儒藏說》，大聲疾呼訪求收藏儒家典籍，提出仿效佛家和道家貯藏經典的辦法，徵集圖書，建立「儒藏」，既為學者讀書治學提供方便，又使圖書得到長久保存。「儒藏說」提出後得到學者熱烈回應，成為後來纂修《四庫全書》的輿論先聲。

乾隆是在清入關後，在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奠定的基業上繼承皇位。乾隆繼位後講求文治，希望作出功業，先後在乾隆六年（1741年）和乾隆十五年（1750年）兩次下詔訪求圖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第三次下詔徵書，歷代以及本朝文人學士的詩文專集，也在徵訪範圍內。諭旨還制訂具體徵集方法，由官府購買或者派人抄寫、裝印。乾隆本來以為這次的征書諭旨規定如此明確，安排如此周密，各地的圖書一定會源源不斷地送至朝廷，不料地方督撫大吏卻未重視，他們認為皇帝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照此下去，也許乾隆的第三次徵書，也會像前兩次徵書般全無下文。在乾隆頒發的徵書諭旨即將無疾而終之際，安徽學政朱筠所上的奏摺，使事情出現轉機。朱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任安徽學政。他博聞強記，精通經學，對文字、音韻、訓詁以及金石、書法都很有研究，也非常關注文獻典籍的保存和整理。當他看到乾隆徵訪書籍的諭旨時，極為重視，一方面利用工作之便，每到一地，都用心訪求書籍，同時將自己的想法，即有關訪書、校書的四條建議寫成奏摺，當年十月進呈給皇帝。在第二條建議中，朱筠特別提出不僅要在全國各地積極徵書，也應當清理清宮內廷的藏書，而翰林院所藏的《永樂大典》一書中，收有不少當時已經失傳的珍貴典籍，更應派專人輯錄。這份奏摺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一場激烈爭論，最終還是贊成者佔多數。經初步查閱《永樂大典》後，發現其中確實收藏許多珍本秘笈。於是乾隆下令輯校《永樂大典》，並決定將所有書籍彙集起來，編成一部大書，命名為《四庫全書》。這項宏大的文化工程隨即動工。

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後，大規模徵集圖書，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連續下發兩道諭旨，要求各地方官員認真訪求書籍，限期完成任務。徵書活動很快開展起來。各省督撫根據當地的實際情形，有的設置書局，專門負責訪書有關事宜；有的找來各種史書、方志以及目錄著作，查找書籍線索；有的鼓勵藏書家呈獻書籍，有的還招集書商隨時諮詢。乾隆為鼓勵地方官員訪書和藏書家獻書，也制訂一系列獎勵辦法。凡獻書在100種以上的藏書家，獎給一部《佩文韻府》；獻書500種以上者，則獎給一部《古今圖書集成》。乾隆還從中選擇最珍貴的典籍，親自在上面題詩，然後發還給藏書家。此外，又在各部書籍的書名之下，記載獻書者的姓名或書籍來源。徵書工作取得顯著成效，總計徵集圖書數量達13,000多種，為《四庫全書》的採擇、考核及編纂提供豐富的資源和良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