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Marvels](/sites/mainsite/themes/acsmainsite/img/en/header_logo.png)
Splendid
Chi Culture
纂修《四庫全書》正值清代乾隆盛世,是中國社會相對穩定而繁榮的時期。當時經濟持續發展,政治高度穩定,疆域統一及空前廣袤,為統治者從事大規模文化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此外,中國古代歷史上盛世修書的傳統、清代學術風氣轉變,以及適應這變化而產生的「儒藏說」,也為開展大型文化工程提供必要的學術條件。在種種因素影響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發佈徵書諭旨,其後更由一個地方學政呈上的奏摺,發展成為一項大規模纂修《四庫全書》的文化工程。
自漢代儒生陸賈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至理名言,勸誡剛剛建立漢朝的高祖皇帝劉邦講求文治以來,「以武開基,右文致治」就被歷代統治者奉為治理天下的法寶,文治武功也成為衡量歷代王朝興衰、國家治亂的標誌。綜觀歷史,歷代統治者講求文治最常用的方法是搜求典籍、編纂圖書。歷代王朝幾乎都有訪書、編書的舉措,這在王朝鼎盛時期尤為如此。編纂大型圖書不僅構成中國數千年歷史進程中獨特的人文景觀,更形成中國古代盛世修書的優良傳統。編纂《四庫全書》正是這一優良傳統的發揚和光大。
編纂《四庫全書》,與清代以來學術風氣的轉變以及「儒藏說」的提出也有密切關係。清朝初年,人們剛經歷改朝換代的重大變故,痛定思痛,著名思想家、學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從親身經歷和明朝滅亡的慘痛教訓中,深切感受到明末空疏學風的危害,轉而大力提倡經世致用,強調博學實證,學術界也興起一種新的以經世致用為宗旨,以樸實考經證史為方法的實學思潮。康熙以後,清朝統治穩定下來,學術潮流逐漸向古代經學回歸,形成以考據為特色的清代漢學。文字、音韻、訓詁的研究受到學者重視,對文獻典籍的搜集和整理,成為學者的共同要求。乾隆初年,有一位叫周永年的學者寫下一篇很有影響力的文章──《儒藏說》,大聲疾呼訪求收藏儒家典籍,提出仿效佛家和道家貯藏經典的辦法,徵集圖書,建立「儒藏」,既為學者讀書治學提供方便,又使圖書得到長久保存。「儒藏說」提出後得到學者熱烈回應,成為後來纂修《四庫全書》的輿論先聲。
乾隆是在清入關後,在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奠定的基業上繼承皇位。乾隆繼位後講求文治,希望作出功業,先後在乾隆六年(1741年)和乾隆十五年(1750年)兩次下詔訪求圖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第三次下詔徵書,歷代以及本朝文人學士的詩文專集,也在徵訪範圍內。諭旨還制訂具體徵集方法,由官府購買或者派人抄寫、裝印。乾隆本來以為這次的征書諭旨規定如此明確,安排如此周密,各地的圖書一定會源源不斷地送至朝廷,不料地方督撫大吏卻未重視,他們認為皇帝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照此下去,也許乾隆的第三次徵書,也會像前兩次徵書般全無下文。在乾隆頒發的徵書諭旨即將無疾而終之際,安徽學政朱筠所上的奏摺,使事情出現轉機。朱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任安徽學政。他博聞強記,精通經學,對文字、音韻、訓詁以及金石、書法都很有研究,也非常關注文獻典籍的保存和整理。當他看到乾隆徵訪書籍的諭旨時,極為重視,一方面利用工作之便,每到一地,都用心訪求書籍,同時將自己的想法,即有關訪書、校書的四條建議寫成奏摺,當年十月進呈給皇帝。在第二條建議中,朱筠特別提出不僅要在全國各地積極徵書,也應當清理清宮內廷的藏書,而翰林院所藏的《永樂大典》一書中,收有不少當時已經失傳的珍貴典籍,更應派專人輯錄。這份奏摺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一場激烈爭論,最終還是贊成者佔多數。經初步查閱《永樂大典》後,發現其中確實收藏許多珍本秘笈。於是乾隆下令輯校《永樂大典》,並決定將所有書籍彙集起來,編成一部大書,命名為《四庫全書》。這項宏大的文化工程隨即動工。
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後,大規模徵集圖書,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連續下發兩道諭旨,要求各地方官員認真訪求書籍,限期完成任務。徵書活動很快開展起來。各省督撫根據當地的實際情形,有的設置書局,專門負責訪書有關事宜;有的找來各種史書、方志以及目錄著作,查找書籍線索;有的鼓勵藏書家呈獻書籍,有的還招集書商隨時諮詢。乾隆為鼓勵地方官員訪書和藏書家獻書,也制訂一系列獎勵辦法。凡獻書在100種以上的藏書家,獎給一部《佩文韻府》;獻書500種以上者,則獎給一部《古今圖書集成》。乾隆還從中選擇最珍貴的典籍,親自在上面題詩,然後發還給藏書家。此外,又在各部書籍的書名之下,記載獻書者的姓名或書籍來源。徵書工作取得顯著成效,總計徵集圖書數量達13,000多種,為《四庫全書》的採擇、考核及編纂提供豐富的資源和良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