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修《四库全书》正值清代乾隆盛世，是中国社会相对稳定而繁荣的时期。当时经济持续发展，政治高度稳定，疆域统一及空前广袤，为统治者从事大规模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外，中国古代历史上盛世修书的传统、清代学术风气转变，以及适应这变化而产生的“儒藏说”，也为开展大型文化工程提供必要的学术条件。在种种因素影响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发布征书谕旨，其后更由一个地方学政呈上的奏折，发展成为一项大规模纂修《四库全书》的文化工程。

自汉代儒生陆贾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至理名言，劝诫刚刚建立汉朝的高祖皇帝刘邦讲求文治以来，“以武开基，右文致治”就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法宝，文治武功也成为衡量历代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标志。综观历史，历代统治者讲求文治最常用的方法是搜求典籍、编纂图书。历代王朝几乎都有访书、编书的举措，这在王朝鼎盛时期尤为如此。编纂大型图书不仅构成中国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独特的人文景观，更形成中国古代盛世修书的优良传统。编纂《四库全书》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发扬和光大。

编纂《四库全书》，与清代以来学术风气的转变以及“儒藏说”的提出也有密切关系。清朝初年，人们刚经历改朝换代的重大变故，痛定思痛，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从亲身经历和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中，深切感受到明末空疏学风的危害，转而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强调博学实证，学术界也兴起一种新的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康熙以后，清朝统治稳定下来，学术潮流逐渐向古代经学回归，形成以考据为特色的清代汉学。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受到学者重视，对文献典籍的搜集和整理，成为学者的共同要求。乾隆初年，有一位叫周永年的学者写下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儒藏说》，大声疾呼访求收藏儒家典籍，提出仿效佛家和道家贮藏经典的办法，征集图书，建立“儒藏”，既为学者读书治学提供方便，又使图书得到长久保存。“儒藏说”提出后得到学者热烈回应，成为后来纂修《四库全书》的舆论先声。

乾隆是在清入关后，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奠定的基业上继承皇位。乾隆继位后讲求文治，希望作出功业，先后在乾隆六年（1741年）和乾隆十五年（1750年）两次下诏访求图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第三次下诏征书，历代以及本朝文人学士的诗文专集，也在征访范围内。谕旨还制订具体征集方法，由官府购买或者派人抄写、装印。乾隆本来以为这次的征书谕旨规定如此明确，安排如此周密，各地的图书一定会源源不断地送至朝廷，不料地方督抚大吏却未重视，他们认为皇帝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照此下去，也许乾隆的第三次征书，也会像前两次征书般全无下文。在乾隆颁发的征书谕旨即将无疾而终之际，安徽学政朱筠所上的奏折，使事情出现转机。朱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任安徽学政。他博闻强记，精通经学，对文字、音韵、训诂以及金石、书法都很有研究，也非常关注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整理。当他看到乾隆征访书籍的谕旨时，极为重视，一方面利用工作之便，每到一地，都用心访求书籍，同时将自己的想法，即有关访书、校书的四条建议写成奏折，当年十月进呈给皇帝。在第二条建议中，朱筠特别提出不仅要在全国各地积极征书，也应当清理清宫内廷的藏书，而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一书中，收有不少当时已经失传的珍贵典籍，更应派专人辑录。这份奏折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一场激烈争论，最终还是赞成者占多数。经初步查阅《永乐大典》后，发现其中确实收藏许多珍本秘笈。于是乾隆下令辑校《永乐大典》，并决定将所有书籍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命名为《四库全书》。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随即动工。

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后，大规模征集图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连续下发两道谕旨，要求各地方官员认真访求书籍，限期完成任务。征书活动很快开展起来。各省督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形，有的设置书局，专门负责访书有关事宜；有的找来各种史书、方志以及目录著作，查找书籍线索；有的鼓励藏书家呈献书籍，有的还招集书商随时咨询。乾隆为鼓励地方官员访书和藏书家献书，也制订一系列奖励办法。凡献书在100种以上的藏书家，奖给一部《佩文韵府》；献书500种以上者，则奖给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乾隆还从中选择最珍贵的典籍，亲自在上面题诗，然后发还给藏书家。此外，又在各部书籍的书名之下，记载献书者的姓名或书籍来源。征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总计征集图书数量达13,000多种，为《四库全书》的采择、考核及编纂提供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