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中国文化](/sites/mainsite/themes/acsmainsite/img/zh-hans/header_logo.png)
纂修《四库全书》正值清代乾隆盛世,是中国社会相对稳定而繁荣的时期。当时经济持续发展,政治高度稳定,疆域统一及空前广袤,为统治者从事大规模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外,中国古代历史上盛世修书的传统、清代学术风气转变,以及适应这变化而产生的“儒藏说”,也为开展大型文化工程提供必要的学术条件。在种种因素影响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发布征书谕旨,其后更由一个地方学政呈上的奏折,发展成为一项大规模纂修《四库全书》的文化工程。
自汉代儒生陆贾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至理名言,劝诫刚刚建立汉朝的高祖皇帝刘邦讲求文治以来,“以武开基,右文致治”就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法宝,文治武功也成为衡量历代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标志。综观历史,历代统治者讲求文治最常用的方法是搜求典籍、编纂图书。历代王朝几乎都有访书、编书的举措,这在王朝鼎盛时期尤为如此。编纂大型图书不仅构成中国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独特的人文景观,更形成中国古代盛世修书的优良传统。编纂《四库全书》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发扬和光大。
编纂《四库全书》,与清代以来学术风气的转变以及“儒藏说”的提出也有密切关系。清朝初年,人们刚经历改朝换代的重大变故,痛定思痛,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从亲身经历和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中,深切感受到明末空疏学风的危害,转而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强调博学实证,学术界也兴起一种新的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康熙以后,清朝统治稳定下来,学术潮流逐渐向古代经学回归,形成以考据为特色的清代汉学。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受到学者重视,对文献典籍的搜集和整理,成为学者的共同要求。乾隆初年,有一位叫周永年的学者写下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儒藏说》,大声疾呼访求收藏儒家典籍,提出仿效佛家和道家贮藏经典的办法,征集图书,建立“儒藏”,既为学者读书治学提供方便,又使图书得到长久保存。“儒藏说”提出后得到学者热烈回应,成为后来纂修《四库全书》的舆论先声。
乾隆是在清入关后,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奠定的基业上继承皇位。乾隆继位后讲求文治,希望作出功业,先后在乾隆六年(1741年)和乾隆十五年(1750年)两次下诏访求图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第三次下诏征书,历代以及本朝文人学士的诗文专集,也在征访范围内。谕旨还制订具体征集方法,由官府购买或者派人抄写、装印。乾隆本来以为这次的征书谕旨规定如此明确,安排如此周密,各地的图书一定会源源不断地送至朝廷,不料地方督抚大吏却未重视,他们认为皇帝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照此下去,也许乾隆的第三次征书,也会像前两次征书般全无下文。在乾隆颁发的征书谕旨即将无疾而终之际,安徽学政朱筠所上的奏折,使事情出现转机。朱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任安徽学政。他博闻强记,精通经学,对文字、音韵、训诂以及金石、书法都很有研究,也非常关注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整理。当他看到乾隆征访书籍的谕旨时,极为重视,一方面利用工作之便,每到一地,都用心访求书籍,同时将自己的想法,即有关访书、校书的四条建议写成奏折,当年十月进呈给皇帝。在第二条建议中,朱筠特别提出不仅要在全国各地积极征书,也应当清理清宫内廷的藏书,而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一书中,收有不少当时已经失传的珍贵典籍,更应派专人辑录。这份奏折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一场激烈争论,最终还是赞成者占多数。经初步查阅《永乐大典》后,发现其中确实收藏许多珍本秘笈。于是乾隆下令辑校《永乐大典》,并决定将所有书籍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命名为《四库全书》。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随即动工。
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后,大规模征集图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连续下发两道谕旨,要求各地方官员认真访求书籍,限期完成任务。征书活动很快开展起来。各省督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形,有的设置书局,专门负责访书有关事宜;有的找来各种史书、方志以及目录著作,查找书籍线索;有的鼓励藏书家呈献书籍,有的还招集书商随时咨询。乾隆为鼓励地方官员访书和藏书家献书,也制订一系列奖励办法。凡献书在100种以上的藏书家,奖给一部《佩文韵府》;献书500种以上者,则奖给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乾隆还从中选择最珍贵的典籍,亲自在上面题诗,然后发还给藏书家。此外,又在各部书籍的书名之下,记载献书者的姓名或书籍来源。征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总计征集图书数量达13,000多种,为《四库全书》的采择、考核及编纂提供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