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為帝王及皇室所用，並由宮廷主持刻印的版畫，稱為宮廷版畫。早期的宮廷版畫多與佛教版畫有關。五代吳越國王錢弘俶所刻印的《寶篋印經》等，當屬於最早的宮廷版畫。北京智化寺發現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經》扉畫，是元代延佑三年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所刊印《大乘聖教經律論三十三大藏》中的一種，雖有殘缺但畫面也很精美。

明代內府刻印的版畫，以精雕細刻而著稱，雖然僅限於宗教版畫，但是其規模和品類範圍均較前朝有所增加。明內府刻的佛、道版畫很多，如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五年在南京刻印《南藏》，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命刻並於正統五年完成的《北藏》，又於十年刻成《道藏》。對於宣傳佛教，明宮廷也不遺餘力。最具代表的如明成化二十二年，內府重新繡梓由寶成編撰的《釋氏源流》四卷，有「御製釋氏源流序」及唐王勃撰的「釋迦如來成道應化事跡記」。

清宮廷自順治間即開始刻書，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紫禁城西華門內設武英殿修書處，專門負責宮廷出版事。所刻的「殿版版畫」，規模宏大，精細工整，內涵豐富。除了一般宗教版畫如道教《玉皇本行集經》扉頁、佛教《大覺禪師語錄》等，對生活的描繪篇幅更是空前盛行。尤為可貴的是，清廷也利用版畫為知識普及作出了相當貢獻。康熙於康熙四十年命人完成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初稿，後於雍正四年印製完畢。

為了掩蓋民間的不滿聲音，清廷一方面極力打壓戲曲、小說等民間版畫，另一方面利用版畫行眾及遠、保存長久的特點，廣為宣揚及歌頌「聖朝」文治武功及傳統禮教內容，以維護皇權穩固。乾隆時（1736—1795年）刻印的宮廷版畫頗多，大多記錄其政策及文治武功的成就。例如刊印元代的《農桑輯要》和《王楨農書》，以表示對農業的高度重視；刊印敍述製墨方法的《墨法集要》，則表現其在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刻印《西清古鑑》，以表示繼承古制、確定自己的典章制度；乾隆還為皇家園林刻印了《圓明園四十景圖詩》。

清乾隆為了表彰其對外的功績，特刻印大型版畫《滿文大藏經》，以確立滿族在宗教方面同樣處於主宰地位；刻印《琉球國志》、《皇清職貢圖》，以表示台灣及多民族統一於大清皇宇版圖。其中於清乾隆、嘉慶年間刻印的版畫《皇清職貢圖》九卷，是繼南朝畫家蕭繹寫列國使臣十二人像的《職貢圖》而來，另一集中描寫民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