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为帝王及皇室所用，并由宫廷主持刻印的版画，称为宫廷版画。早期的宫廷版画多与佛教版画有关。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所刻印的《宝箧印经》等，当属于最早的宫廷版画。北京智化寺发现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经》扉画，是元代延佑三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刊印《大乘圣教经律论三十三大藏》中的一种，虽有残缺但画面也很精美。

明代内府刻印的版画，以精雕细刻而著称，虽然仅限于宗教版画，但是其规模和品类范围均较前朝有所增加。明内府刻的佛、道版画很多，如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在南京刻印《南藏》，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命刻并于正统五年完成的《北藏》，又于十年刻成《道藏》。对于宣传佛教，明宫廷也不遗余力。最具代表的如明成化二十二年，内府重新绣梓由宝成编撰的《释氏源流》四卷，有“御制释氏源流序”及唐王勃撰的“释迦如来成道应化事迹记”。

清宫廷自顺治间即开始刻书，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紫禁城西华门内设武英殿修书处，专门负责宫廷出版事。所刻的“殿版版画”，规模宏大，精细工整，内涵丰富。除了一般宗教版画如道教《玉皇本行集经》扉页、佛教《大觉禅师语录》等，对生活的描绘篇幅更是空前盛行。尤为可贵的是，清廷也利用版画为知识普及作出了相当贡献。康熙于康熙四十年命人完成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初稿，后于雍正四年印制完毕。

为了掩盖民间的不满声音，清廷一方面极力打压戏曲、小说等民间版画，另一方面利用版画行众及远、保存长久的特点，广为宣扬及歌颂“圣朝”文治武功及传统礼教内容，以维护皇权稳固。乾隆时（1736—1795年）刻印的宫廷版画颇多，大多记录其政策及文治武功的成就。例如刊印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桢农书》，以表示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刊印叙述制墨方法的《墨法集要》，则表现其在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刻印《西清古鉴》，以表示继承古制、确定自己的典章制度；乾隆还为皇家园林刻印了《圆明园四十景图诗》。

清乾隆为了表彰其对外的功绩，特刻印大型版画《满文大藏经》，以确立满族在宗教方面同样处于主宰地位；刻印《琉球国志》、《皇清职贡图》，以表示台湾及多民族统一于大清皇宇版图。其中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刻印的版画《皇清职贡图》九卷，是继南朝画家萧绎写列国使臣十二人像的《职贡图》而来，另一集中描写民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