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兩國相距遙遠，但是由於她們在世界上各自具有特色，早已彼此遙遙相望，渴求了解對方與直接往來。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知識界思想比較開放的人士，為了解西方，也為尋求改造中國的良策，或翻譯或撰寫關於法蘭西等歐美國家的著作，從而在中國與法國文化之間，架起直接交流的橋樑。從魏源至梁啟超，一批譯者和作者成為有關文化交流的代表，貢獻良多。

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陽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導者、林則徐的好友。1842年，魏源的《海國圖志》問世。鴉片戰爭時，他在兩江總督裕謙幕府，參與浙東抗英戰役。受林則徐囑託，將《四洲志》等譯稿與歷代史志等資料，編著成《海國圖志》，刻本50卷，1847年增至60卷，1852年增補至100卷。他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建議製造槍炮輪船以及其他機器，加強海防，抵禦外侵。該書對於法蘭西已有若干介紹，當時頗受社會各界歡迎。

林紓

近代文學家林紓（1852—1924年），字琴南，福建人，曾在京師大學堂任教。他「翻譯」歐美文學作品近160種，以「翻譯家」之美名載入近代歷史。但是，此人不懂外語，每當翻譯法國文學著作時，皆由知曉法語的王壽昌口譯原著，林紓邊聽邊記並加以改造或發揮，實際為意譯，從總體看來尚能保持作品原本的精神。小仲馬的代表作《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就是這樣譯成中文，並以《巴黎茶花女遺事》為書名出版。他翻譯的法國文學作品多達27部。

嚴復

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文化人士不論譯書或寫書，通常使用毛筆。1900至1905年間，嚴復（1853—1921年）從英文本轉譯孟德斯鳩用法文撰寫的《法意》就是一例。《法意》，於191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現今，該書譯作《論法的精神》（De I' Esprit des Lois），已有數種譯本問世。

嚴復，福建人，曾留學英國，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後升總辦，主張變法維新。他對翻譯工作有所貢獻，首次提出翻譯必須遵循「信、達、雅」。辛亥革命後，嚴復逐漸保守。他翻譯的《法意》存在若干不足，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該書的出版無疑有助於中國讀者認識近代法蘭西的政治思想與社會特點。

梁啟超

梁啟超（1873—1929年），廣東人，舉人出身，主張變法維新。1896年，他在上海主編《時務報》期間，編輯《西政叢書》。1898年，他在北京參與「百日維新」，曾辦京師大學堂以及譯書局。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辛亥革命後，他擁護袁世凱，任其政府的司法總長。1916年他反對袁世凱，任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他對歐美有一定了解，尤其佩服孟德斯鳩與盧梭。他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等著作中，介紹法國政治文化。

陳天華

中國知識界對於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有着比較廣泛的關注。人們不僅考察那一場為時甚長的政治大衝突，也注意到女性與革命的密切關係。在此方面，表現突出者為陳天華（1875—1905年）。他是湖南人，於1903年留學日本，曾與黃興等進行反清的革命活動。1903年，他撰寫了《猛回頭》與《警世鐘》兩書，它們曾有廣泛的影響。《猛回頭》為用通俗語言寫成的唱詞，號召學習西方、推翻清朝專制。在《警世鐘》一書中，他大力譴責歐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反對清廷政府的對外政策，號召中國民眾警醒奮起救國。他主張女性應與男性相同，勇敢地反抗壓迫、投身革命洪流。

鄒容

鄒容（1885—1905年）四川人，1902至1903年曾留學日本。回國後，他寫成《革命軍》一書，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他號召推翻清廷的統治，建立「中華共和國」。他說明革命乃是「天演之公例」。同年6月，《蘇報》因為發表章炳麟的文章、推崇《革命軍》，以及刊登鼓動革命的其他文章，而遭受清政府與上海租界工部局的鎮壓。1903年6月末，章炳麟與鄒容被捕入獄，被判監禁二年，後鄒容病逝於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