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細說泉州蛻變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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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江沿海一帶的漁市(中國新聞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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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晉江流域就已經居住着古越族人。古越族人分佈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大片地區,統稱百越,居住在福建境內的稱閩越族。他們紋身斷髮,並擅於造舟與航海。大約在公元前十一世紀,越族人已經能夠把他們所造的船隻獻給周朝天子。越族人的造船與航海傳統,對後世泉州造船與航海業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公元三世紀的西晉末年,中原地區發生了巨大動亂。大批晉人向中國南方遷移,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民族大遷徙。當時,有一批移民南遷到今泉州地區,並沿江而居,晉江也因此得名。晉代中原漢人的南遷,是泉州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事件。移民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文化和農業、手工業等生產技術,與本地的越族文化相互交融,促進晉江流域的開發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南北朝時,泉州港開始興起。最初踏上泉州的外國人,是一個名叫拘那羅陀的印度僧人,他前來中國傳教多年,於南北朝時(公元558年)經江西來到梁安郡(郡治在今泉州南安市豐州鎮),並從這裡搭乘大船,前往馬來半島的稜加修國準備回國,中途因遇颱風而停留在南越,這是史書上有關泉州港對外交通的第一次明確記載,說明這時的泉州不僅能夠製造大船,而且已經通航東南亞國家。

 

唐代的建城遷治是泉州港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泉州原來的行政中心,設在今南安市豐州鎮。為了進一步發展泉州的海外貿易,公元718年(唐開元六年),泉州的行政中心從豐州往晉江下游方向遷移了近8公里,設在今泉州市區。同時將它由東南面一大片沿海地區分割出來,另立晉江縣。數年之後,建造了一座周長3里的城──子城。城內的北面主要是行政區,南面為工商業區。從此,泉州作為一個港市崛起於中國的東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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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桐人對船情有獨鍾,從當地唐代墓葬出土的冥器灶中,有造成船形的,可見海事在刺桐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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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期以後,由於西域各國政治關係的複雜變化,「陸上絲綢之路」嚴重受阻。中國的經濟重心從此逐漸南移到江淮地區和東南沿海一帶,「海上絲綢之路」顯得更加重要,促進了泉州港勃興。唐代中後期的泉州港,是海外商人、傳教士和使者頻繁出入的港口。為了表明中央政府重視海外貿易,以及保護來華貿易商人,公元834年(唐大和八年)下了一道詔書,命令包括泉州在內的福建等地方官員要經常關心海外客商,除了規定收取的稅收外,不能任意加重稅率,要保證商品流通、自由貿易等優惠政策和措施。不僅如此,還在泉州特設參軍事4人,管理海外往來的使節和商人。這說明了泉州港在中國海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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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泉州戶口記錄,可見當時人口之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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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時期,先後統治泉州的王延彬、留從效和陳洪進,都積極發展海外貿易。海外貿易興盛,使泉州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支援城市的建設,以適應交通貿易的需要。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貿易達到鼎盛。泉州海外貿易迅速發展,引起北宋政府關注,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1087年(元祐二年),北宋政府在泉州設置管理海外貿易的專門機構──市舶司。設立泉州市舶司,確立了泉州作為重要貿易港口的地位,極大推動了泉州社會經濟的發展,增強和拓展了泉州與海外貿易的國際網路,終成為物貨浩瀚的東方貿易大港。 到了元代,統治者採取更為開放的海外貿易政策,泉州港成為海外貿易的中心, 進入了一個空前發展的極盛時期。當時歐洲中世紀著名遊歷家在他們的遊記中,都見證了泉州港的繁華。1225年(南宋寶慶元年),泉州市舶司負責官員趙汝适寫了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諸蕃志》,記錄了泉州同海外58個國家和地區貿易往來的情況。到了元代,當泉州處於極盛時期,一個長住泉州的江西商人汪大淵寫了一本同樣重要的著作《島夷志略》,泉州同海外的貿易往來此時已發展到98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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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亂中沉沒的宋古船中出土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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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古船出土的象棋子、銅鐵錢、椰子殼、貝殼和船員戴的籐帽。(泉州海交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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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泉州港最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官方貿易的萎縮;二是私商貿易的活躍;三是海外移民熱潮的出現。明朝初期,為防止逃亡海上的反對勢力捲土重來,以及因倭寇患境,造成海疆不靖,明太祖朱元璋對海外貿易實施嚴格限制,與鄰近國家建立了朝貢貿易關係。海禁政策對泉州港的影響巨大, 1370年(洪武三年),朝廷重新在泉州港設置市舶司機構,但被限定只通琉球。100年後,市舶司機構移置福州,泉州作為琉球入貢口岸的歷史也宣告結束,標誌着泉州港從一個國際大港淪為一般的地方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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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禁海令下,只剩蚶江可通台灣。圖為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記載蚶江與台對渡的閩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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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19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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