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詞不但豐富了我們的語言，還使我們的文化更為豐富多彩。如果說外來詞是異文化的使者，則把它們輾轉帶到我們面前的人也功不可沒。他們包括古代周邊的民族、佛教僧侶、商人、西方的傳教士和翻譯西方及日本著述的人等。除此之外，國與國之間日益頻繁的往來亦增進了語言之間的接觸。

華夏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稱呼。中國現在有56個民族，七十多種語言。歷來中國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各族人民一起生活，語言也相互「接觸」，漢語的內容乃因而豐富起來：漢語裡的「胡同」（蒙語指水井）、「薩其瑪」（滿語指美味的糕點）、「亞克西」（維吾爾語「好」的意思）、「擺」（傣語指佛教活動，相當流行於民間廟會）、「哈達」（藏語指白色長巾），都來自兄弟民族的語言。

從東漢到北宋的十個世紀，中外高僧從梵文翻譯過來的佛經不計其數。其中鳩摩羅什、玄奘和不空等更成為世界翻譯史上著名的大師，他們為漢語吸取梵文的外來詞，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公元前二世紀，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到中亞各國，帶回很多當地的特產如苜蓿、石榴等。此後長達300年的時間，商人打着通使的旗號，頻繁往來於中原和西域之間。至唐，商業活動更為發達，當時由西域到中原來的物產多不勝數，有葡萄、茉莉、胡桃、琉璃和琺琅等。沒有物資的交流，就沒有翻譯的需要。至今我們仍能得享用這些物資，除了要感謝幾代商人們為物資流通和文化溝通作出的貢獻外，還要感謝他們為漢語吸取外來詞作出的貢獻。

中國科學文化的翻譯起於明代。耶穌會不少傳教士參加了工作，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瑪竇（1583年來華）、比利時人南懷仁（1659年來華）和德國人湯若望（1622年來華）。自明到清來華的共約70人，其科學技術方面的譯著約有120種。除了西方的傳教士，跟他們合作的翻譯官員和助手亦功不可沒，如明末科學家徐光啟。

清末，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許多仁人志士開始意識到變革的重要，其中有不少提倡通過日本向西方學習。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倡導下，日文轉譯漢文書籍數量大增，辛亥革命後更大為發展。這方面有貢獻的還有章太炎、汪榮寶和葉瀾等。隨着中國的開放改革，中國與各國的交往日益密切，加上信息科技的發展，促使漢語源源不斷地從兄弟民族的語言和外國語言中，吸取大量漢字形式的外來詞和英文的字母詞，這還包括與香港、台灣、東南亞等華人地區以及日本等不同方面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