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词不但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还使我们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如果说外来词是异文化的使者，则把它们辗转带到我们面前的人也功不可没。他们包括古代周边的民族、佛教僧侣、商人、西方的传教士和翻译西方及日本著述的人等。除此之外，国与国之间日益频繁的往来亦增进了语言之间的接触。

华夏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称呼。中国现在有56个民族，七十多种语言。历来中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一起生活，语言也相互“接触”，汉语的内容乃因而丰富起来：汉语里的“胡同”（蒙语指水井）、“萨其玛”（满语指美味的糕点）、“亚克西”（维吾尔语“好”的意思）、“摆”（傣语指佛教活动，相当流行于民间庙会）、“哈达”（藏语指白色长巾），都来自兄弟民族的语言。

从东汉到北宋的十个世纪，中外高僧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佛经不计其数。其中鸠摩罗什、玄奘和不空等更成为世界翻译史上著名的大师，他们为汉语吸取梵文的外来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公元前二世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到中亚各国，带回很多当地的特产如苜蓿、石榴等。此后长达300年的时间，商人打着通使的旗号，频繁往来于中原和西域之间。至唐，商业活动更为发达，当时由西域到中原来的物产多不胜数，有葡萄、茉莉、胡桃、琉璃和珐琅等。没有物资的交流，就没有翻译的需要。至今我们仍能得享用这些物资，除了要感谢几代商人们为物资流通和文化沟通作出的贡献外，还要感谢他们为汉语吸取外来词作出的贡献。

中国科学文化的翻译起于明代。耶稣会不少传教士参加了工作，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1583年来华）、比利时人南怀仁（1659年来华）和德国人汤若望（1622年来华）。自明到清来华的共约70人，其科学技术方面的译著约有120种。除了西方的传教士，跟他们合作的翻译官员和助手亦功不可没，如明末科学家徐光启。

清末，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意识到变革的重要，其中有不少提倡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倡导下，日文转译汉文书籍数量大增，辛亥革命后更大为发展。这方面有贡献的还有章太炎、汪荣宝和叶澜等。随着中国的开放改革，中国与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加上信息科技的发展，促使汉语源源不断地从兄弟民族的语言和外国语言中，吸取大量汉字形式的外来词和英文的字母词，这还包括与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华人地区以及日本等不同方面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