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叫“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一路走来,创造了黄金时代,也经历过低谷时期,始终以代代传承的“女排精神”带给国人以恒久的感动。为什么中国女排受到如此高的关注?“女排精神”又从何而来?

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中国女排正面临夺取三连冠前的最后一击。而与此同时的上海石库门,黑白电视机摆在弄堂中间,屋顶的孩子高举天线,街坊邻里正比肩叠踵聚在一起观看那场振奋人心的比赛。每当中国队得分,欢呼声仿佛能冲破天际。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极具感染力的一幕。人们为何如此激动?“女排精神”又从何而来?回溯这支王者之师一路走来的荣光与荆棘,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冲出亚洲,冠绝世界

新中国成立伊始,女子排球运动便在全国推广下发展起来。1951年,国家女子排球队正式组建,先后赴14个城市举办巡回表演赛,介绍比赛规则和训练方法。1954年开始举办的全国排球联赛,更要求以行政区为单位参赛,女排运动得以迅速普及。到1959年,各省、市、自治区基本都组建了自己的女排运动队,发展出不同的风格打法,加上各地的青少年队,为女排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队伍都已开始重视技战术的运用。1955年,国家体委提出“积极主动、灵活快速”的技战术指导思想。50年代,女排亦曾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但最终发现,高打强攻的得分方式,并不适合个头不高、力度不够的亚洲球员,加之当时仍坚持重攻轻防,这一阶段女排出征世界大赛的最好成绩也只有第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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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保加利亚女子排球队和中国“八一”女子排球队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友谊赛(来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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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排坛,让中国女排看到希望。1964年,周恩来总理邀请日本队教练大松博文来华指导一个月,不仅传授“勾手发飘球”等技巧,也将“魔鬼训练”、“意志排球”的训练作风带进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受到启发,技战术空前发展,着力于快速、多变的同时追求攻防兼备。队员训练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加大运动量(又被总结为“三从一大”原则),扎实的基础技巧也让新的技战术得以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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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训练”“意志排球”:大松博文采用密集、高强度的严苛训练方式,并且要求队员在明知救不到的球的情况下也必须飞扑上前营救。

文革尚未结束,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支持下,包括女排在内的体育事业便开始复苏。针对运动员身体素质和专业水平下降、女排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国家体委首先在漳州、郴州建立了两个排球训练基地,组织国家队和地方队伍集训会战,同时恢复了文革期间中断的“三从一大”训练原则。

1972年,尚未完工的漳州训练基地迎来六支冬训队伍。最早用来训练的“竹棚馆”条件艰苦,屋顶漏雨,地板起倒刺,女排姑娘们就穿着棉背心,在泥里翻滚救球,展现了顽强的球队作风。国家队新任主教练袁伟民还为女排配备了男陪练,他们身高与欧美女排队员相当,可以模拟其击球方式,帮助队员尽快熟悉对手打法。袁伟民尤其注重培养顽强作风。据当时漳州训练基地的工作人员回忆,女排姑娘们常常是一人不达标,全队陪同加练,练完已是精疲力尽,需要互相搀扶、四肢并用才能下楼。漳州集训见证了中国女排的蜕变,而“竹棚精神”也被认为是后来“女排精神”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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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基地见证了中国女排的腾飞(来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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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全国排球联赛也于1973年恢复,同时,女排开始出国访问交流,参加亚洲女排锦标赛等大型比赛,获得不少锻炼机会。此时,各地女排队伍人才济济,国家队的组建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通常由国内的冠军队代表国家参赛,而1976年重组的新国家队,则采取从全国排球联赛中挑选优秀运动员,再赴基地进行集训的方式,由此选拔出一批技能全面、特点突出的队员。

恢复训练和比赛后的短短几年间,中国女排发展迅速,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冲击世界冠军的实力。

1979年,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上,组队仅三年的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击败了上届奥运冠军日本队,从此冲出亚洲。

很快女排便迎来了一系列高光时刻。1981年,中国女排七战七捷,再于第三届世界杯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中国三大球项目(足球、篮球、排球)零的突破。这次胜利轰动全国,也震惊了世界排坛,国人及海外华人亲切地称呼女排队员为“铁姑娘”、“铁玫瑰”。而在接下来的1982-1986年,更是连摘四金,开启“五连冠”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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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7日: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一刻(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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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连冠”的金牌效应带动了国内排球事业的发展。一是全民关注的氛围中,女排运动员成为精神偶像,青少年中掀起“排球热”。二是国家为退役运动员安排工作,使其多数都能留在排球事业继续贡献才智。这两个因素都对女排队伍的新老接替起到积极作用。因而在80年代,各省市女排队伍形成多强相抗的格局,国家队更是保持几年的巅峰状态。

但其后在缩减集体项目、教练员更换频繁等因素影响下,女排陷入长达十余年的低谷期,大赛成绩欠佳。90年代末随市场化深入,女排总结经验教训,走向职业化发展。作为突破口的赛制改革,将全运会、全国排球联赛等赛制分级,设置升降级制度;由俱乐部赞助的女排队伍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则成立专门的中国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制定一系列契合排球运动发展规律的计划。

2003年,女排走出低谷,18年后重新站上世界杯冠军领奖台,并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惊天逆转赢得金牌,实现“两连冠”。

近年,女排在世界大赛项目中亦表现耀眼,如2016年出征里约奥运会实现反超夺冠,2019年第十三届世界杯豪取11连胜成功卫冕。

伴随着大赛佳绩,两位国家队总教练的指挥艺术成为最受瞩目的话题。

一位是2001年接过教鞭的陈忠和。陈忠和曾任老女排郴州集训时期的陪打教练,训练中继承了“三从一大”原则,狠抓顽强作风。他的指挥风格灵活且从容,率领女排在2004雅典奥运会落后两局的情况下绝地反击,连扳三局赢得冠军。

另一位是2013年挂帅的郎平。郎平既是老女排的明星主攻手,又执教过多国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国际视野。她提出“大国家队战略”——广纳人才参加训练,每个位置总是保持三、四人竞争;通过科学训练,队员的伤病问题得到控制;而国外的比赛结束后,人们也常常可以见到队员们结伴逛街购物的身影,体现人性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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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和(来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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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来源:中新社)

 

近年,媒体报道中的女排队员形象日益鲜活。人们发现,赛场和训练场上强悍的“铁玫瑰”,生活中也有自己的生活情趣。中国女排作为集体备受关注,不少明星队员也拥有自己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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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6年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来源:惠若琪微博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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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女排精神”?

对国人来说,中国女排既是一份集体记忆,也蕴含某种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人们称之为“女排精神”。其内涵丰富,包括顽强拼搏、团结向上、无私奉献等。

随着女排国家队再攀世界之巅,“老女排精神”、“女排精神回归”等话题受到人们的热议,不少影视作品如文章开头的《我和我的祖国》以及即将上映的《冠军》,也带领人们回溯“女排精神”出现的那段光辉岁月。那么,这样一种极具感召力的精神,是如何产生又为何恰好在中国女排出现呢?

“女排精神”的提法,最早出现于1981首夺世界冠军之后。夺冠次日,《人民日报》刊登邓颖超文章《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女排精神》,其后更开辟“学女排,见行动”专栏,全国掀起学习女排精神的高潮,一些工厂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女排精神”的兴起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80年代初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世界的目光国人还有些不自信,急需一种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女排的崛起,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缺。“女排精神”对加快生产恢复和建设起到积极影响,也随着国家走向世界、综合国力提升而慢慢积淀、推广,进而获全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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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81年11月17日号召各行各业学习女排(来源:CCTV《国家记忆》中国女排系列纪录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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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女排也并未辜负大家的期望。自1981年以来,尽管有数次低谷,却始终未跌出世界女排第一梯队,更两度重回巅峰。

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女排在世界三大赛(世界杯、世界女排锦标赛、奥运会)中共夺得10次冠军,这样的成绩在中国三大球项目中独领风骚,就其他竞技体育项目而言亦是一支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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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就运动员身体素质而言,早期中国女排运动员在高度、力度、弹跳力等方面并不占优势。尤其在80年代初经济水平不高、训练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纯靠灵活多变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全面的技巧和顽强的作风取胜,夺冠实属不易。

在比赛中,女排姑娘们克服伤痛,常常能在比分落后、不被看好时顶住压力,反败为胜;加之集体性球类项目很考验团队凝聚力,夺冠需要全队拧成一股劲,因而观众亦情绪高涨,容易产生激励与互动效应。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女排精神”不仅彰显民族精神,也与竞技体育精神一致,能够引发更广泛的共鸣。

中国女排一路走来,创造了黄金时代,也经历过低谷时期,始终以代代传承的“女排精神”,带给国人以恒久的感动。

 

 

参考资料:

CCTV《国家记忆》中国女排系列纪录片

《40年的女排精神永不过时 郎平:不会赢,也要拼尽全力》  新京报  2018/10/28

《“新时代”语境下“女排精神”的价值及其实现》  孟春雷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8年第6期

《中国排球技战术指导思想的演变及其对女排的影响》  郭向荣  体育科学研究  2005年第4期

《我国女子六人制竞技排球运动发展史的研究》  李军  苏州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中国女排精神研究》  贝炫毅  南京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上载日期:
2020年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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