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城址的发现和一、二号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揭示出了古蜀王国政体的性质、结构以及王权与神权之谜，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国家。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的青铜人头像、人面像、高大的立人像、各式小型的小人雕像以及各式各样的动植物雕像和头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都显得神奇、威严，甚至“光怪陆离”，构成了一个“威严、凝重、庄严肃穆”的场景，处处充溢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氛围，这正是神权政治中心的典型形式。

设立这么多的青铜像，是想构成巨大的青铜空间，对人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来显示王权与神权那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力量。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立人像及其雕像群，毫无疑问是古蜀王国大型礼仪中心的主要器物组合，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与中原商、周王朝时期的“左昭右穆”宗庙礼仪制度决然不同的风格和气势，但与神庙神权及其强盛的古代西亚文明有某些相似之处。

神权的统治结构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各式各样青铜人物雕像，显示出不同族类、不同等级的集合，表现出一个以古蜀为核心、拥有众多族类的统治集团结构。众多青铜人物雕像围绕青铜大立人像，表现了以古蜀神权政治领袖为中心，充分展现出三星堆神权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双重功能。也正是为了体现三星堆古蜀王国对西南各族的“柔远能迩”政策，古蜀人把象征蜀王及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像作为中心，把西南各族群巫的各式青铜头像作为周边，从而形成一个中心、分层次的青铜人物雕像群，以此来表现其庞大的组织结构，通过对各地各族宗教神物的采用和按一定的排列组合，将各地各族的宗教组织到古蜀的宗教体系当中，并使其成为“次级宗教”。

通过这种方式，将政治化为宗教，将暴力化为文化，以此博得周边区域各族的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使其对西南各族的控制合法化。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在年代上相差百年以上，但两坑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在衣冠、发饰、服饰等方面基本上是一脉相承，说明古蜀王国对西南各族是长久地控制。同时，这个神权政治集团结构也是基本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