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司马光主编，内容以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为重点，在史学上产生很大影响。此书是《史记》之后的一大巨著，因此后人常把司马迁和司马光并称为史学界“两司马”。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宋仁宗时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当政者的借鉴。1066年写成战国迄秦八卷，宋英宗命设局续修，宋神宗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

司马光竭力反对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政，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但神宗不接纳他的意见，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他坚决不就，于1070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阳，继续编撰《资治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修成。宋神宗去世后，哲宗继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除新法，但司马光为相仅八个月便病逝，追封温国公。他的著作除《资治通鉴》外，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作主要助手，包括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而由他自己总其成。此书内容记载了战国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总共1362年的历史，294卷按朝代分为《周纪》、《秦纪》、《汉纪》等十六纪，其中以《唐纪》所占篇幅最多，达81卷。史事按年编次，以政治、军事为主，而略于经济、文化。文笔生动简练，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后世对此书的研究，形成专门的学问，称为“通鉴学”。

司马光另撰两种与《资治通鉴》互相配合的著作，一是《资治通鉴目录》30卷，提挈全书纲领，以备来览；另一是《通鉴考异》30卷，阐明对资料取舍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到司马光严谨的考证手法。《资治通鉴》的注本，以宋末元初历史学家胡三省（1230-1302年）的《资治通鉴音注》294卷最为精详，不但显示了胡三省勤谨治学的精神，而且反映出他是一个富有民族气节的学者。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不少史学家争相仿效，从而出现了一些续编，包括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朝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陈鹤撰《明纪》、夏燮撰《明通鉴》。在纪传体正史之外，《资治通鉴》及其续编逐渐形成一套贯通古今的编年史，自成一个独立体系。

南宋时，史学家袁枢为了解决阅读《资治通鉴》的困难，方便检寻和帮助记忆，编撰了《通鉴纪事本末》42卷，总共记述305件大小事情。此书的内容，约为《资治通鉴》的一半，别开生面地创造了一种新的规格，称为“纪事本末体”。其后很多人运用这种形式编写史书，成为另一个系统。明清以来，出现了十多种纪事本末体史籍，宋、元、西夏、辽、金、明、清各有纪事本末，又有《三藩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及《续通鉴纪事本末》等。

《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充分发挥了分工合作的集体编著精神。首先，古代至两汉部分由刘攽起草，三国至隋代部分由刘恕起草，唐代及五代部分由范祖禹起草。编纂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排列成为“丛目”；二、将“丛目”加以鉴别选择，酌情去取连成“长编”初稿；三、考订“长编”初稿，删繁就简及润色文字方成为定稿。前两个阶段大半都由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负责，最后阶段则由司马光负责。从发凡起例到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延误则补之，初删完毕后再加细删，一件史事往往用三四出处纂成。该书在洛阳的残稿，堆满两屋。正如司马光自己所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虽成于众手，却如出一人，其敍事的准确和史料的可靠，在许多“正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