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从法家的角度出发，刻意强调“侠”对“明主之国”的负面影响，将他视为国家的“五蠹”之一，是不能容身于当时的社会。这有点类似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诗人”是必须驱逐于“理想国”之外，这当然难免以偏概全，忽略了“侠”在其他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尤其是从道德层面加以观照，“侠”其实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才之一。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侠”采取肯定态度，他特别表彰了“侠”，指其具“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道德优越性，这几乎成为后世谈论“侠”的学者奉行的准则。

司马迁之所以肯定游侠，自然与他自身的悲惨遭遇有关。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奉命讨伐匈奴，在粮尽援绝之下，不得不假降于匈奴。消息传至汉廷，举朝议论汹汹，纷纷谴责李陵。唯有与李陵素未相交的司马迁，敢于为李陵仗义执言。可后来消息又误传而至，朝野都误认李陵真的投降匈奴，而且还替匈奴练兵，意欲攻打中国。汉武帝震怒之下，迁怒于司马迁，将他判处“宫刑”。

依照当时的法律，“宫刑”是可以用钱赎罪，但司马迁不过是个小小的清寒太史令，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钱财，而他为了免于宫刑的羞辱，便到处向人求救、借贷，但却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援手。因此，他就想到了，如果当时有能“赴士之阸困”、“千里诵义”的侠客，出面声援，他就可以免除这一生中最遗憾的“腐人”的羞耻了。可惜，事与愿违，即此不免对侠客多有艳羡向往之意。司马迁后来撰写《史记》，就不免将自己切身的经验与遗憾，投射其中，还特意撰写了〈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加以表彰。由于司马迁的敍述文字雄深雅健、精彩迭见，就对后世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凡是肯定侠客的，无不引述司马迁的观点。

司马迁虽在〈游侠列传〉中对游侠多所肯定，却有选择与限定，并非一味盲目倾倒。他是在“退而求其次”的角度评述游侠。司马迁非常清楚，如果以他自身所信仰的儒家“仁义”学说来看，侠客其实是“不轨于正义”，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道德标准；但是，如果与当世位列朝廷、富厚荣贵，但未能居仁由义的衮衮诸公相比，却又胜过多多，是“曷可少哉”的一类人。这点，我们且看司马迁所强调的“言必信，行必果”，其实只是孔子对“小人”（一般庶民）的称许中可以窥出。

司马迁其实不像后世学者所论述，无限上纲式的肯定所有被称为“侠”的人，而是以侠客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司马迁很精确地观察到，由于风会所趋，汉初以来，郡国多有豪杰，“自喜为侠者甚众”，但并非每一个号称为“侠”的人，都是值得肯定，其中有许多“侠”是私通官府、鱼肉乡里，横行不法的，司马迁认为这些人其实也不过是“盗蹠之居民间”的豪暴之徒而已。因此，司马迁严格区别，从当时诸多的侠客中，挑选出以剧孟、朱家、郭解为代表人物，并赋予“游侠”的名目，强调了其与一般侠客的分野，着重于“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至于其他的“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侠”，是连游侠都瞧不起（亦丑之）。换句话说，司马迁笔下的“游侠”是从众多的侠当中精挑细选出来，并非全然肯定所有以侠自命的人。

在司马迁的视角中，游侠虽不见得完美，但从道德的角度而言，却又是“盖有足多者焉”，是值得称许的。这与《韩非子》全然否定侠客不同，也为后世的侠客带来了一片生机，可以说是中国侠客形象转变的一个新起点。

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个人主观色彩极浓厚，而且也刻意规避了侠客“扞当世之文罔”弊病，所以尽管获得部分人的肯定，但整体而言，正史体系下的史学家，都是不以为然的。此所以班固会批评他“退处士而进奸雄”，荀悦也以“德之贼也”定位了游侠。在后代的史书中，九成以上被称为侠的人物，也都承续着班固、荀悦的观点。

班固批判游侠的观点，法家的色彩是相当浓厚，他未必不理解侠客的道德优点，但“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矧乃齐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礼法是谓”，对比于司马迁的“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 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正代表了中国两种对侠客评断的不同视角，也开启了侠客形象在正负两极间摆荡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