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司马迁为何认为游侠是不可多得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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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墓前的司马迁雕像(图片提供:阎建华/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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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从法家的角度出发,刻意强调“侠”对“明主之国”的负面影响,将他视为国家的“五蠹”之一,是不能容身于当时的社会。这有点类似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诗人”是必须驱逐于“理想国”之外,这当然难免以偏概全,忽略了“侠”在其他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尤其是从道德层面加以观照,“侠”其实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才之一。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侠”采取肯定态度,他特别表彰了“侠”,指其具“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道德优越性,这几乎成为后世谈论“侠”的学者奉行的准则。

 

司马迁之所以肯定游侠,自然与他自身的悲惨遭遇有关。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奉命讨伐匈奴,在粮尽援绝之下,不得不假降于匈奴。消息传至汉廷,举朝议论汹汹,纷纷谴责李陵。唯有与李陵素未相交的司马迁,敢于为李陵仗义执言。可后来消息又误传而至,朝野都误认李陵真的投降匈奴,而且还替匈奴练兵,意欲攻打中国。汉武帝震怒之下,迁怒于司马迁,将他判处“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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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率军击匈奴时,将经过的山川地形绘图并呈报汉武帝。此为《汉书‧李陵传》中的有关记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图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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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当时的法律,“宫刑”是可以用钱赎罪,但司马迁不过是个小小的清寒太史令,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钱财,而他为了免于宫刑的羞辱,便到处向人求救、借贷,但却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援手。因此,他就想到了,如果当时有能“赴士之阸困”、“千里诵义”的侠客,出面声援,他就可以免除这一生中最遗憾的“腐人”的羞耻了。可惜,事与愿违,即此不免对侠客多有艳羡向往之意。司马迁后来撰写《史记》,就不免将自己切身的经验与遗憾,投射其中,还特意撰写了〈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加以表彰。由于司马迁的敍述文字雄深雅健、精彩迭见,就对后世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凡是肯定侠客的,无不引述司马迁的观点。

 

司马迁虽在〈游侠列传〉中对游侠多所肯定,却有选择与限定,并非一味盲目倾倒。他是在“退而求其次”的角度评述游侠。司马迁非常清楚,如果以他自身所信仰的儒家“仁义”学说来看,侠客其实是“不轨于正义”,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道德标准;但是,如果与当世位列朝廷、富厚荣贵,但未能居仁由义的衮衮诸公相比,却又胜过多多,是“曷可少哉”的一类人。这点,我们且看司马迁所强调的“言必信,行必果”,其实只是孔子对“小人”(一般庶民)的称许中可以窥出。

 

司马迁其实不像后世学者所论述,无限上纲式的肯定所有被称为“侠”的人,而是以侠客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司马迁很精确地观察到,由于风会所趋,汉初以来,郡国多有豪杰,“自喜为侠者甚众”,但并非每一个号称为“侠”的人,都是值得肯定,其中有许多“侠”是私通官府、鱼肉乡里,横行不法的,司马迁认为这些人其实也不过是“盗蹠之居民间”的豪暴之徒而已。因此,司马迁严格区别,从当时诸多的侠客中,挑选出以剧孟、朱家、郭解为代表人物,并赋予“游侠”的名目,强调了其与一般侠客的分野,着重于“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至于其他的“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侠”,是连游侠都瞧不起(亦丑之)。换句话说,司马迁笔下的“游侠”是从众多的侠当中精挑细选出来,并非全然肯定所有以侠自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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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图会》司马迁像(图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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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的视角中,游侠虽不见得完美,但从道德的角度而言,却又是“盖有足多者焉”,是值得称许的。这与《韩非子》全然否定侠客不同,也为后世的侠客带来了一片生机,可以说是中国侠客形象转变的一个新起点。

 

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个人主观色彩极浓厚,而且也刻意规避了侠客“扞当世之文罔”弊病,所以尽管获得部分人的肯定,但整体而言,正史体系下的史学家,都是不以为然的。此所以班固会批评他“退处士而进奸雄”,荀悦也以“德之贼也”定位了游侠。在后代的史书中,九成以上被称为侠的人物,也都承续着班固、荀悦的观点。

 

班固批判游侠的观点,法家的色彩是相当浓厚,他未必不理解侠客的道德优点,但“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矧乃齐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礼法是谓”,对比于司马迁的“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 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正代表了中国两种对侠客评断的不同视角,也开启了侠客形象在正负两极间摆荡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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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2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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