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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為何認為游俠是不可多得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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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韓城市司馬遷祠墓前的司馬遷雕像(圖片提供:閻建華/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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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從法家的角度出發,刻意強調「俠」對「明主之國」的負面影響,將他視為國家的「五蠹」之一,是不能容身於當時的社會。這有點類似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認為「詩人」是必須驅逐於「理想國」之外,這當然難免以偏概全,忽略了「俠」在其他方面所展現出來的優秀品質,尤其是從道德層面加以觀照,「俠」其實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才之一。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對「俠」採取肯定態度,他特別表彰了「俠」,指其具「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的道德優越性,這幾乎成為後世談論「俠」的學者奉行的準則。

   

司馬遷之所以肯定游俠,自然與他自身的悲慘遭遇有關。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奉命討伐匈奴,在糧盡援絕之下,不得不假降於匈奴。消息傳至漢廷,舉朝議論洶洶,紛紛譴責李陵。唯有與李陵素未相交的司馬遷,敢於為李陵仗義執言。可後來消息又誤傳而至,朝野都誤認李陵真的投降匈奴,而且還替匈奴練兵,意欲攻打中國。漢武帝震怒之下,遷怒於司馬遷,將他判處「宮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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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9年,漢將李陵率軍擊匈奴時,將經過的山川地形繪圖並呈報漢武帝。此為《漢書‧李陵傳》中的有關記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藏(圖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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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當時的法律,「宮刑」是可以用錢贖罪,但司馬遷不過是個小小的清寒太史令,不可能有這麼多的錢財,而他為了免於宮刑的羞辱,便到處向人求救、借貸,但卻沒有一個人肯伸出援手。因此,他就想到了,如果當時有能「赴士之阸困」、「千里誦義」的俠客,出面聲援,他就可以免除這一生中最遺憾的「腐人」的羞恥了。可惜,事與願違,即此不免對俠客多有豔羨嚮往之意。司馬遷後來撰寫《史記》,就不免將自己切身的經驗與遺憾,投射其中,還特意撰寫了〈游俠列傳〉與〈刺客列傳〉加以表彰。由於司馬遷的敍述文字雄深雅健、精彩迭見,就對後世起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凡是肯定俠客的,無不引述司馬遷的觀點。

  

司馬遷雖在〈游俠列傳〉中對游俠多所肯定,卻有選擇與限定,並非一味盲目傾倒。他是在「退而求其次」的角度評述游俠。司馬遷非常清楚,如果以他自身所信仰的儒家「仁義」學說來看,俠客其實是「不軌於正義」,也就是說並不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道德標準;但是,如果與當世位列朝廷、富厚榮貴,但未能居仁由義的袞袞諸公相比,卻又勝過多多,是「曷可少哉」的一類人。這點,我們且看司馬遷所強調的「言必信,行必果」,其實只是孔子對「小人」(一般庶民)的稱許中可以窺出。

   

司馬遷其實不像後世學者所論述,無限上綱式的肯定所有被稱為「俠」的人,而是以俠客為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司馬遷很精確地觀察到,由於風會所趨,漢初以來,郡國多有豪傑,「自喜為俠者甚眾」,但並非每一個號稱為「俠」的人,都是值得肯定,其中有許多「俠」是私通官府、魚肉鄉里,橫行不法的,司馬遷認為這些人其實也不過是「盜蹠之居民間」的豪暴之徒而已。因此,司馬遷嚴格區別,從當時諸多的俠客中,挑選出以劇孟、朱家、郭解為代表人物,並賦予「游俠」的名目,強調了其與一般俠客的分野,着重於「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至於其他的「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俠」,是連游俠都瞧不起(亦醜之)。換句話說,司馬遷筆下的「游俠」是從眾多的俠當中精挑細選出來,並非全然肯定所有以俠自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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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圖會》司馬遷像(圖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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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馬遷的視角中,游俠雖不見得完美,但從道德的角度而言,卻又是「蓋有足多者焉」,是值得稱許的。這與《韓非子》全然否定俠客不同,也為後世的俠客帶來了一片生機,可以說是中國俠客形象轉變的一個新起點。

   

司馬遷所撰寫的《史記》,個人主觀色彩極濃厚,而且也刻意規避了俠客「扞當世之文罔」弊病,所以儘管獲得部分人的肯定,但整體而言,正史體系下的史學家,都是不以為然的。此所以班固會批評他「退處士而進姦雄」,荀悅也以「德之賊也」定位了游俠。在後代的史書中,九成以上被稱為俠的人物,也都承續着班固、荀悅的觀點。

   

班固批判游俠的觀點,法家的色彩是相當濃厚,他未必不理解俠客的道德優點,但「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對比於司馬遷的「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 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正代表了中國兩種對俠客評斷的不同視角,也開啟了俠客形象在正負兩極間擺蕩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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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202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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