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從法家的角度出發，刻意強調「俠」對「明主之國」的負面影響，將他視為國家的「五蠹」之一，是不能容身於當時的社會。這有點類似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認為「詩人」是必須驅逐於「理想國」之外，這當然難免以偏概全，忽略了「俠」在其他方面所展現出來的優秀品質，尤其是從道德層面加以觀照，「俠」其實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才之一。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對「俠」採取肯定態度，他特別表彰了「俠」，指其具「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的道德優越性，這幾乎成為後世談論「俠」的學者奉行的準則。

司馬遷之所以肯定游俠，自然與他自身的悲慘遭遇有關。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奉命討伐匈奴，在糧盡援絕之下，不得不假降於匈奴。消息傳至漢廷，舉朝議論洶洶，紛紛譴責李陵。唯有與李陵素未相交的司馬遷，敢於為李陵仗義執言。可後來消息又誤傳而至，朝野都誤認李陵真的投降匈奴，而且還替匈奴練兵，意欲攻打中國。漢武帝震怒之下，遷怒於司馬遷，將他判處「宮刑」。

依照當時的法律，「宮刑」是可以用錢贖罪，但司馬遷不過是個小小的清寒太史令，不可能有這麼多的錢財，而他為了免於宮刑的羞辱，便到處向人求救、借貸，但卻沒有一個人肯伸出援手。因此，他就想到了，如果當時有能「赴士之阸困」、「千里誦義」的俠客，出面聲援，他就可以免除這一生中最遺憾的「腐人」的羞恥了。可惜，事與願違，即此不免對俠客多有豔羨嚮往之意。司馬遷後來撰寫《史記》，就不免將自己切身的經驗與遺憾，投射其中，還特意撰寫了〈游俠列傳〉與〈刺客列傳〉加以表彰。由於司馬遷的敍述文字雄深雅健、精彩迭見，就對後世起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凡是肯定俠客的，無不引述司馬遷的觀點。

司馬遷雖在〈游俠列傳〉中對游俠多所肯定，卻有選擇與限定，並非一味盲目傾倒。他是在「退而求其次」的角度評述游俠。司馬遷非常清楚，如果以他自身所信仰的儒家「仁義」學說來看，俠客其實是「不軌於正義」，也就是說並不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道德標準；但是，如果與當世位列朝廷、富厚榮貴，但未能居仁由義的袞袞諸公相比，卻又勝過多多，是「曷可少哉」的一類人。這點，我們且看司馬遷所強調的「言必信，行必果」，其實只是孔子對「小人」（一般庶民）的稱許中可以窺出。

司馬遷其實不像後世學者所論述，無限上綱式的肯定所有被稱為「俠」的人，而是以俠客為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司馬遷很精確地觀察到，由於風會所趨，漢初以來，郡國多有豪傑，「自喜為俠者甚眾」，但並非每一個號稱為「俠」的人，都是值得肯定，其中有許多「俠」是私通官府、魚肉鄉里，橫行不法的，司馬遷認為這些人其實也不過是「盜蹠之居民間」的豪暴之徒而已。因此，司馬遷嚴格區別，從當時諸多的俠客中，挑選出以劇孟、朱家、郭解為代表人物，並賦予「游俠」的名目，強調了其與一般俠客的分野，着重於「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至於其他的「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俠」，是連游俠都瞧不起（亦醜之）。換句話說，司馬遷筆下的「游俠」是從眾多的俠當中精挑細選出來，並非全然肯定所有以俠自命的人。

在司馬遷的視角中，游俠雖不見得完美，但從道德的角度而言，卻又是「蓋有足多者焉」，是值得稱許的。這與《韓非子》全然否定俠客不同，也為後世的俠客帶來了一片生機，可以說是中國俠客形象轉變的一個新起點。

司馬遷所撰寫的《史記》，個人主觀色彩極濃厚，而且也刻意規避了俠客「扞當世之文罔」弊病，所以儘管獲得部分人的肯定，但整體而言，正史體系下的史學家，都是不以為然的。此所以班固會批評他「退處士而進姦雄」，荀悅也以「德之賊也」定位了游俠。在後代的史書中，九成以上被稱為俠的人物，也都承續着班固、荀悅的觀點。

班固批判游俠的觀點，法家的色彩是相當濃厚，他未必不理解俠客的道德優點，但「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對比於司馬遷的「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 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正代表了中國兩種對俠客評斷的不同視角，也開啟了俠客形象在正負兩極間擺蕩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