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侠五义》以后，侠客的形象由负面逆转为正面。在现代语汇系统中皆被推崇、揄扬的字眼，自是饶具意义的。“义气”已经被等同于“正义”，成为侠客的精神和行事的最高准则。尽管从见南山人的《金钏缘》开始，林纾的〈傅眉史〉继之，以被标目为“武侠”的小说，重新开启侠客敍事的新阶段，但侠客形象大抵已算定型，至多不过有些“小德出入”，多增添些许文人诗酒风流的特性而已，大原则“正义”是绝对不能悖离的。

晚清至民国期间，赓续《三侠五义》的说部颇为流行，《小五义》、《续小五义》的续书，甚至高达十数种；而《仙侠五花剑》、《七剑十三侠》的风行，更有推波助澜之效。于是，武侠小说就堂堂问世，影响了一甲子的广大读者。

一般认定的“武侠小说”，是1923年平江不肖生所撰写的《江湖奇侠传》为嚆矢，其后以还珠楼主、王度庐、白羽、郑证因、朱贞木为代表的武侠小说，被名之为“旧派”；而1949年武侠重镇自大陆移转到香港、台湾，梁羽生、金庸、古龙、司马翎、卧龙生等数百位名家，则被视为“新派”，在华人世界引起广泛瞩目。同时凭借着多媒体，如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漫画、动画、游戏电玩的推广，侠客以及其展现出来的“侠客精神”，早已渗透入整个中华文化圈之中，形成了中国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武侠小说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教科书”，标识着一个武侠时代的来临。其中金庸小说被翻译成十数种外国语言，不仅为海外华人所喜爱，也吸引了不少外国的读者；李小龙的“功夫电影”，更成为欧美动作片所取法的标竿。中国的游侠文化，无远弗届，至此漪欤盛哉，蔚为大观。

纵观民国以来的“武侠”，尽管梁羽生等人始终认为“侠”远较“武”来得重要，但实际上，却是以“武”彰显出其类型特色。“武”字一词四义，包括了武士、武勇（侠）、武器、武艺（武），在武侠小说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元素，并为其文学及趣味多添了几分曲折迂回的波澜和色彩，成为备受读者欢迎的通俗说部，更成为宏扬侠义精神的最佳媒介，在整体社会造成深远且广泛的影响。

从历史上的侠客形象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发现几个现象，一是侠客本是历史上实际存在，且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真实人物，每个时代都有一群被称为“侠”的人物；二是每个时代对侠的定义，都随着不同时代的观念介入而有所不同，且各有特色；三是因此对侠客的评价也大相径庭，但其趋向则是逐渐由负转正；四是中国主流思想、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正义观，在最终的侠客形象中占了主导位置，且不能移易或改变；五是在整个侠的形象转变过程中，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是绝对不容忽视。

不过，无论如何，文学作品是具有理想的，侠客敍事也有其一定的虚构性质，绝不能将其与现实社会等同为一。武侠小说虚构出一个从现实模拟而来的“江湖世界”，这是想像的一个空间。在这空间中，有许多事实上与现实悖反的描述，比方说，从司马迁就开始质疑的人间是否真的有所谓的“正义”？即使我们真的相信“正义”是存在，它真的就一定会如侠客敍事作品中，一般永远都能战胜“邪恶”吗？在社会上饱经挫折、看惯人间百态的人，总能轻易以现实的例证，戳破其虚构之处，“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然则，此一虚构的文本，究竟又读之何益？

基本上，侠客敍事（包括武侠小说）当然是不足凭信，其中有太多理想寓托的成分，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尽管不足凭信，却也具有“可能性”，或许、万一“正义”真的可能战胜“邪恶”呢？这就足以带引我们去相信，去希望世间或许真的是有“正义”，且“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回事，而这一希望，这一信念，将使我们愿意效法书中的侠客，尽一己之力去圆成这一希望。只要你愿意相信有，则无论现实中有或没有，最后必将拥有。这就是武侠小说，正是侠客精神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