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载籍上看，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活跃的侠客，几乎都以男性为主，这点，我们从二十五史中所记录的侠客，居然全部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便可分明窥出。这固然可能是由于撰写者本身的男性视角约限了他们视野所致，但更可能是因为侠客本来就是以外在社会为舞台，而古代的女性活动空间被拘限于较狭隘的家庭与家族范围之内，且其素来所接受的教育，也未能让她们拥有足够因应外在复杂社会的知识与能力，这才是最主要。因此，所谓“女侠”或是“侠女”，出现的时间是远较男侠为晚。

尽管在唐代以前，也出现过若干被后世视为“女侠”的女性，如为父报仇的庞娥，以及为乡里除去巨蛇之害的李寄，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赋予“侠”的称号。即使在唐人小说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拥有精奇的道术能力，也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女性，如红线、聂隐娘之流，还是未被冠以“侠”名。

女侠的出现，通常具备两项必要条件后，才会开始引人瞩目，一是活动范围从家族拓展至外在社会；另一是所拥有的能力，足以因应外在社会的变化。因此，女侠的出现就载籍而言，是从宋代开始，而在明代中叶以后蔚为大观。

明代是中国女性逐渐摆脱以刘向《列女传》的“道德”为妇女典范，开始着重其社会功能的阶段。妇女的活动空间扩大，其所学也渐趋广阔，女性的能力，尤其是“智能”、“艺能”备受重视。这点，从明代许多有关妇女的传记和合集中大量出现便可以窥出，其中妇女如何以其智能帮助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更是关注的焦点。当时的文人，开始用原本只适用于男性且带有浓厚阳刚气味的“侠”字，转用以形容女性。万历年间，徐广的《二侠传》首创“女侠”的名目，而与“男侠”并列；邹之麟的《女侠传》，更破天荒以“女侠”为书名，可见其受关注的程度。

邹之麟的《女侠传》，分为“游侠”、“义侠”、“任侠”、“豪侠”、“节侠”、“剑侠”六大类，领衔的字眼都是常用于形容男侠。尽管邹之麟巧妙地用转换词义的方式，重新为这些字眼作定义，也不免包括传统对妇女“节操”的道德要求，还是未能真正树立女侠的独立形象，但这无疑是个重要的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侠传》、《女侠传》中，都出现了不少“妓女”，这是别具意义的。妓女的身份是相当尴尬，在道德上通常有较大的訾议，但也正因其身份上的便利，使其相较于一般家居妇女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尤其是其生张熟魏、送往迎来的生活方式，让她们能面向更广大的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易于濡染到原本专属于男性的侠客风度。所以在载籍中第一个“以女侠自命”的，就是万历年间金陵的名妓薛素素。此外，我们从明末冯梦龙的《情史》中，〈情侠〉类人物中也出现不少妓女，而且由妓女出身的柳如是，在她编纂《列朝诗集小传》里的女性诗人传记中，也屡屡强调这些妓女的“侠气”。在明末、清初的小说中，妓女王翠翘的故事之所以脍炙人口，正可以作为明证。

女侠崭露头角，就中国侠客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说，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这些女侠如何以其勇气、智慧、能力，甚至特殊的技能，在向来以男性为主的父权社会中，打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展现出各具特色的风采。同时，这些女侠更以其素所优长于男性的细腻和深长的情感，为阳刚味过于强烈的侠客世界，注入了相谐相助的阴柔色彩。阴阳协调，不但让侠客的江湖世界显得更为多姿多采，也促成了整个江湖世界体质的改变。

侠客世界，向来是以朋友为性命，朋友之间讲信讲义，不谈感情，而女侠一旦出现，在侠客的生命中，就增多了感情的层面，让侠客反转于内心作观省。原有的类如《水浒传》中不近女色的英雄，必须开始以较柔婉温文的态度，迎接女性侠客的莅临，这就完全改变了有关侠客形象的塑造，粗鲁豪迈，以六块腹肌取胜的男侠，必得改形换貌，以潇洒俊美、斯文有礼，而又文兼武备的形象现身，这为未来的武侠小说的“侠骨柔情”奠定了深厚基础。

不过，从明代到清代的女侠塑造历程来说，我们仍然能观察到男性观点的深厚影响力，尤其是邹之麟凸显出的“节侠”，特别强调女性的“贞节”。其后，明末《绿窗女史》的“节侠”，更推波助澜，一些为夫守节、殉节的女子，被大量冠以“侠女”之名，这点，甚至到了武侠小说的时代，还是很少有人敢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