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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浒传》到《三侠五义》中的“义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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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浒传》为题材的年画,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武强年画博物馆藏品(图片提供:阎建华/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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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唐代中叶的李德裕在〈豪侠论〉中提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的论点,企图以儒家的“仁义”规范侠客的“气义”之后,中国的侠客开始从元气淋漓但缺乏理性观照的“原侠”,逐渐蜕转成既能维持其耿直豪迈的风格,但却又符合社会期待的“义侠”。这转变的过程是中国侠客发展史上的重要关键,且是经由漫长的时间逐渐酝酿而成,其间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来自“文学之侠”的影响,其中最具指标意义的是元明之间的《水浒传》及清中叶的《三侠五义》。

 

《水浒传》可以从宋江坐上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后,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小说中,宋江于此时有个关键性的举动,那就是将梁山泊大厅中悬挂的牌匾,从“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且在校场上竖立了“替天行道”(天,天子也)的杏黄大旗。在“聚义”的阶段,梁山英雄讲的是兄弟(朋友)的“义气”,虽然也颇能展现出英雄不凡的英姿与气魄,但违法犯禁、不符“正义”之处亦不少,其中最明显的是公然与法律对抗,作奸犯法、滥杀无辜,如张青与孙二娘在十字坡开“黑店”、武松在鸳鸯楼滥杀、李逵残杀无辜的幼童等,皆是显例。在这个以兄弟为尚的“聚义”阶段,元气淋漓、作风草莽,颇类于未经儒家礼教洗礼的“原侠”,但却是绝对无法获得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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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明代杜堇绘制《水浒全图》中的燕青、李逵(图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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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江成为梁山泊的领袖后,他秉持着不背反朝廷的初心,一心一意想将梁山泊归向于礼教所容纳的路线,提出“招安”的论调,尽管曾遭受不少反对,但终究顺利执行。“忠义”二字,彻底转变了原来的兄弟“义气”。在这阶段,梁山泊的众家好汉,摇身一变成为朝廷的官军,效忠于大宋天子,并为朝廷勦灭四处的叛乱势力,建功扬名,但却谨守人臣本份,尽管为奸臣所迫害,而一腔忠义之心,死而无悔。很明显地,这是英雄被礼教“驯化”的一个历程,正代表了侠客从个人“义气”转向儒家“正义”过程的缩影。

 

《水浒传》作者宁可让笔下的英雄冤枉惨死在权奸的阴谋诡陷之下,而不愿他们啸聚山林,或是重新揭竿而起,自然是有深意存焉。此无他,就是满腔“忠义”之念,藉是书作寄托而已。于是,酣畅淋漓、快意而行的侠客,等如备受礼教的规范,元气丰沛的生命力量,因此深受斲伤,招安后的梁山英雄及其故事,相较于招安之前,显然无论在人物设定或情节安排上都逊色不少,正是缘此而来。而侠客,自此受到儒家仁义的制约,逐渐发展出类似《三侠五义》的南侠展昭类型的“义侠”,行事渐“轨于正”,在《水浒传》一书中可见到具体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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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百宋斋本中的御猫展昭(图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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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的《三侠五义》,无疑较《水浒传》又更进一步,其中最重要的侠客南侠展昭,形象温文儒雅,一改梁山英雄的粗豪本色,且奉公守法、刚正不阿,除了协助清官包拯翦除奸宄外,更具有“御前四品带刀侍卫”的身份,等于是天子的钦差,即使叛逆的锦毛鼠白玉堂,先是因展昭“御猫”的封号,一意与展昭为难,甚至盗窃了包拯的官印,展现出其桀骜不驯、草莽原侠的作风,但在陷空岛其他兄弟的规劝下,终于弃邪归正,不但也获得“侍卫”的头衔,更辅佐了清官颜查散,甚至为了查探襄阳王的谋反,牺牲在通霄楼的铜网阵下。

 

白玉堂的转变,比展昭更具有指标意义,其模式约略等同于梁山泊的“招安”,但其行事风格,却也和梁山英雄大异其趣,除了心高气傲、气量褊狭的性格缺陷,以及除了窃印之外,从来没做任何违法犯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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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侠五义》中的白玉堂(图片提供:宝盖头/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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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昭与白玉堂的出现,代表了江湖侠客与庙堂完美结合的典范,不但拥有法律的公权力,代表了律法的执行,且因其武勇的特征,甚至可以弥补、济助以包拯、颜查散为代表的“清官”之不足。此一转变,无疑代表着“义侠”的正式诞生,完全扭转了侠客的形象。自此以后,“义侠”的形象就建立了,侠客的正当性也完全确立。

 

《三侠五义》在俞樾改写并改名为《七侠五义》之后,陆续产生了《小五义》、《续小五义》的诸多侠义说部,正式将“义侠”与“正义”作了联结,这就影响到后来武侠小说中侠客的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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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4年0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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