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唐代中葉的李德裕在〈豪俠論〉中提出「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的論點，企圖以儒家的「仁義」規範俠客的「氣義」之後，中國的俠客開始從元氣淋漓但缺乏理性觀照的「原俠」，逐漸蛻轉成既能維持其耿直豪邁的風格，但卻又符合社會期待的「義俠」。這轉變的過程是中國俠客發展史上的重要關鍵，且是經由漫長的時間逐漸醞釀而成，其間最主要的推動力量是來自「文學之俠」的影響，其中最具指標意義的是元明之間的《水滸傳》及清中葉的《三俠五義》。

《水滸傳》可以從宋江坐上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後，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在小說中，宋江於此時有個關鍵性的舉動，那就是將梁山泊大廳中懸掛的牌匾，從「聚義廳」改成「忠義堂」，且在校場上豎立了「替天行道」（天，天子也）的杏黃大旗。在「聚義」的階段，梁山英雄講的是兄弟（朋友）的「義氣」，雖然也頗能展現出英雄不凡的英姿與氣魄，但違法犯禁、不符「正義」之處亦不少，其中最明顯的是公然與法律對抗，作姦犯法、濫殺無辜，如張青與孫二娘在十字坡開「黑店」、武松在鴛鴦樓濫殺、李逵殘殺無辜的幼童等，皆是顯例。在這個以兄弟為尚的「聚義」階段，元氣淋漓、作風草莽，頗類於未經儒家禮教洗禮的「原俠」，但卻是絕對無法獲得社會認可。

自宋江成為梁山泊的領袖後，他秉持着不背反朝廷的初心，一心一意想將梁山泊歸向於禮教所容納的路線，提出「招安」的論調，儘管曾遭受不少反對，但終究順利執行。「忠義」二字，徹底轉變了原來的兄弟「義氣」。在這階段，梁山泊的眾家好漢，搖身一變成為朝廷的官軍，效忠於大宋天子，並為朝廷勦滅四處的叛亂勢力，建功揚名，但卻謹守人臣本份，儘管為奸臣所迫害，而一腔忠義之心，死而無悔。很明顯地，這是英雄被禮教「馴化」的一個歷程，正代表了俠客從個人「義氣」轉向儒家「正義」過程的縮影。

《水滸傳》作者寧可讓筆下的英雄冤枉慘死在權姦的陰謀詭陷之下，而不願他們嘯聚山林，或是重新揭竿而起，自然是有深意存焉。此無他，就是滿腔「忠義」之念，藉是書作寄託而已。於是，酣暢淋漓、快意而行的俠客，等如備受禮教的規範，元氣豐沛的生命力量，因此深受斲傷，招安後的梁山英雄及其故事，相較於招安之前，顯然無論在人物設定或情節安排上都遜色不少，正是緣此而來。而俠客，自此受到儒家仁義的制約，逐漸發展出類似《三俠五義》的南俠展昭類型的「義俠」，行事漸「軌於正」，在《水滸傳》一書中可見到具體的縮影。

到了清代的《三俠五義》，無疑較《水滸傳》又更進一步，其中最重要的俠客南俠展昭，形象溫文儒雅，一改梁山英雄的粗豪本色，且奉公守法、剛正不阿，除了協助清官包拯翦除奸宄外，更具有「御前四品帶刀侍衞」的身份，等於是天子的欽差，即使叛逆的錦毛鼠白玉堂，先是因展昭「御猫」的封號，一意與展昭為難，甚至盜竊了包拯的官印，展現出其桀驁不馴、草莽原俠的作風，但在陷空島其他兄弟的規勸下，終於棄邪歸正，不但也獲得「侍衞」的頭銜，更輔佐了清官顏查散，甚至為了查探襄陽王的謀反，犧牲在通霄樓的銅網陣下。

白玉堂的轉變，比展昭更具有指標意義，其模式約略等同於梁山泊的「招安」，但其行事風格，卻也和梁山英雄大異其趣，除了心高氣傲、氣量褊狹的性格缺陷，以及除了竊印之外，從來沒做任何違法犯禁的事。

展昭與白玉堂的出現，代表了江湖俠客與廟堂完美結合的典範，不但擁有法律的公權力，代表了律法的執行，且因其武勇的特徵，甚至可以彌補、濟助以包拯、顏查散為代表的「清官」之不足。此一轉變，無疑代表着「義俠」的正式誕生，完全扭轉了俠客的形象。自此以後，「義俠」的形象就建立了，俠客的正當性也完全確立。

《三俠五義》在俞樾改寫並改名為《七俠五義》之後，陸續產生了《小五義》、《續小五義》的諸多俠義說部，正式將「義俠」與「正義」作了聯結，這就影響到後來武俠小說中俠客的創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