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從《水滸傳》到《三俠五義》中的「義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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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滸傳》為題材的年畫,河北省衡水市武強縣武強年畫博物館藏品(圖片提供:閻建華/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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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唐代中葉的李德裕在〈豪俠論〉中提出「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的論點,企圖以儒家的「仁義」規範俠客的「氣義」之後,中國的俠客開始從元氣淋漓但缺乏理性觀照的「原俠」,逐漸蛻轉成既能維持其耿直豪邁的風格,但卻又符合社會期待的「義俠」。這轉變的過程是中國俠客發展史上的重要關鍵,且是經由漫長的時間逐漸醞釀而成,其間最主要的推動力量是來自「文學之俠」的影響,其中最具指標意義的是元明之間的《水滸傳》及清中葉的《三俠五義》。

 

《水滸傳》可以從宋江坐上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後,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在小說中,宋江於此時有個關鍵性的舉動,那就是將梁山泊大廳中懸掛的牌匾,從「聚義廳」改成「忠義堂」,且在校場上豎立了「替天行道」(天,天子也)的杏黃大旗。在「聚義」的階段,梁山英雄講的是兄弟(朋友)的「義氣」,雖然也頗能展現出英雄不凡的英姿與氣魄,但違法犯禁、不符「正義」之處亦不少,其中最明顯的是公然與法律對抗,作姦犯法、濫殺無辜,如張青與孫二娘在十字坡開「黑店」、武松在鴛鴦樓濫殺、李逵殘殺無辜的幼童等,皆是顯例。在這個以兄弟為尚的「聚義」階段,元氣淋漓、作風草莽,頗類於未經儒家禮教洗禮的「原俠」,但卻是絕對無法獲得社會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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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明代杜堇繪製《水滸全圖》中的燕青、李逵(圖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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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江成為梁山泊的領袖後,他秉持着不背反朝廷的初心,一心一意想將梁山泊歸向於禮教所容納的路線,提出「招安」的論調,儘管曾遭受不少反對,但終究順利執行。「忠義」二字,徹底轉變了原來的兄弟「義氣」。在這階段,梁山泊的眾家好漢,搖身一變成為朝廷的官軍,效忠於大宋天子,並為朝廷勦滅四處的叛亂勢力,建功揚名,但卻謹守人臣本份,儘管為奸臣所迫害,而一腔忠義之心,死而無悔。很明顯地,這是英雄被禮教「馴化」的一個歷程,正代表了俠客從個人「義氣」轉向儒家「正義」過程的縮影。

 

《水滸傳》作者寧可讓筆下的英雄冤枉慘死在權姦的陰謀詭陷之下,而不願他們嘯聚山林,或是重新揭竿而起,自然是有深意存焉。此無他,就是滿腔「忠義」之念,藉是書作寄託而已。於是,酣暢淋漓、快意而行的俠客,等如備受禮教的規範,元氣豐沛的生命力量,因此深受斲傷,招安後的梁山英雄及其故事,相較於招安之前,顯然無論在人物設定或情節安排上都遜色不少,正是緣此而來。而俠客,自此受到儒家仁義的制約,逐漸發展出類似《三俠五義》的南俠展昭類型的「義俠」,行事漸「軌於正」,在《水滸傳》一書中可見到具體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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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六年(1890年),廣百宋齋本中的御貓展昭(圖片提供:林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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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的《三俠五義》,無疑較《水滸傳》又更進一步,其中最重要的俠客南俠展昭,形象溫文儒雅,一改梁山英雄的粗豪本色,且奉公守法、剛正不阿,除了協助清官包拯翦除奸宄外,更具有「御前四品帶刀侍衞」的身份,等於是天子的欽差,即使叛逆的錦毛鼠白玉堂,先是因展昭「御猫」的封號,一意與展昭為難,甚至盜竊了包拯的官印,展現出其桀驁不馴、草莽原俠的作風,但在陷空島其他兄弟的規勸下,終於棄邪歸正,不但也獲得「侍衞」的頭銜,更輔佐了清官顏查散,甚至為了查探襄陽王的謀反,犧牲在通霄樓的銅網陣下。

   

白玉堂的轉變,比展昭更具有指標意義,其模式約略等同於梁山泊的「招安」,但其行事風格,卻也和梁山英雄大異其趣,除了心高氣傲、氣量褊狹的性格缺陷,以及除了竊印之外,從來沒做任何違法犯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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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俠五義》中的白玉堂(圖片提供:寶蓋頭/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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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昭與白玉堂的出現,代表了江湖俠客與廟堂完美結合的典範,不但擁有法律的公權力,代表了律法的執行,且因其武勇的特徵,甚至可以彌補、濟助以包拯、顏查散為代表的「清官」之不足。此一轉變,無疑代表着「義俠」的正式誕生,完全扭轉了俠客的形象。自此以後,「義俠」的形象就建立了,俠客的正當性也完全確立。

   

《三俠五義》在俞樾改寫並改名為《七俠五義》之後,陸續產生了《小五義》、《續小五義》的諸多俠義說部,正式將「義俠」與「正義」作了聯結,這就影響到後來武俠小說中俠客的創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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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21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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